罗布·欧文清楚地知道什么能让刑满释放人员不重蹈覆辙。“那就是要有容身之处，要有奔头，也就是工作，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有人扶持。如果我们能把这三方面做好，再犯罪率就会下降。这并非难事。”

但是要为如此全方位的服务筹资就不容易了。作为圣贾尔斯信托的首席执行官，欧文领导这家英国慈善机构为极端弱势群体（包括有犯罪前科的人）找工作、找房子，并提供其他支持，改善他们的生活，让他们能为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因此，当得知有一种为降低再犯罪率买单的新机制时，他十分希望参与。

这一机制就是世界上首只社会影响力债券（Social Impact Bond）。这种金融工具不但能让政府从私人投资者手中为社会干预措施筹集更多资金，同时又避免拿纳税人的钱冒险。

社会影响力债券是“成果投资者”（通常是政府或国际资助机构）与投资人之间的合同。投资人为切实可行的社会干预措施预付项目经费。如果合同中约定的目标实现了，成果投资者会向投资人支付报酬。 （编者注：截止2018年，社会影响力债券已经扩展至20个国家的100多个项目，总投资额超过4亿美元。）

社会影响力债券诞生于2010年，旨在为包括圣贾尔斯信托在内的慈善组织联盟筹集资金。该联盟为英国东部城市彼得伯勒的短期服刑人员提供服务，目的是降低他们出狱后的再犯罪率。

2017年7月，彼得伯勒社会影响力债券的设计者，社会金融公司（一家非营利组织）宣布这个试点项目取得了成功：它将服刑人员的再犯罪率降低了9％，超过了债券发行时英国司法部设定的7.5％的目标。因此，投资人拿到了政府返还的全部资金，并在投资期内获得了超过3％的年化收益率的投资回报。

彼得伯勒社会影响力债券的成功标志着社会性融资的发展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将财务回报与项目成果挂钩，不仅节省了纳税人的钱、降低了政府承担的风险，还回应了社会部门从衡量产出（服务的人数）转为衡量成效（改变命运的人数）的压力。社会影响力债券在返还投资人本金的同时实现了收益，这表明，重新思考如何改善社会服务及其支付方式，可以为社会面临的某些挑战找到新的解决方案。

01社会融资的创新之举

当彼得伯勒社会影响力债券面世时，英国的经济衰退和紧缩政策使社会服务项目面临巨大的筹款压力，急需找到其他融资方式。英国政府于2000年成立的社会投资专项工作组从成立之初就在为社会投资创建市场，并想办法让金融部门参与解决社会问题。

罗纳德·科恩爵士是社会金融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在2000年至2010年间担任专项工作组的主席。他回忆起首次讨论社会影响力债券的情景。那时，工作组的两名成员提出，为了防止有犯罪前科的人再次犯罪，可以通过将再犯罪降低率与金融收益挂钩，来资助一些社会专案，并就此征求他的意见。“哇，”科恩说，“你们已经找到了将资本市场和社会企业家联系起来的关键。”

尽管资助彼得伯勒债券的是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内的慈善领域投资者，他们还是希望自己投入的资金能获得回报。因为只有证明社会影响力债券的原理行得通，才能吸引私人投资者。社会影响力债券的资助者们相信，如果这一模式取得成功，它将向私人投资者证明其潜力，从而改变以往社会服务项目的资助方式。

在2007至2011年间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会执行总监，领导基金会影响力投资项目的安东尼·巴格－莱文说：“我们认为社会影响力债券是为社会问题解决方案融资的一个创新。”

彼得伯勒债券的投资人共筹款500万英镑，并且制定了项目指标。刑满释放人员的再犯罪率必须降低7.5％或以上，司法部才会给投资者返还投资。如果再犯罪率被控制得更低的话，投资人能获得更高的回报，年投资回报率最高为13％，上限为800万英镑。

这一项目最初计划运行7年，项目参与者被分成3期，每期1000人，但由于英国缓刑法的修订，项目在仅试行了两期后，于2015年被迫终止。但是巴格－莱文认为，这个项目的影响深远，甚至超越社会影响力债券本身，因为它推动了一项短期服刑人员回归社会的计划在全英国范围内推广。“我们要记住，社会创新是达成目标的手段。”他说，“我们的目标是弱势群体能获得改善生活所需的服务。”

02从衡量产出到衡量成果

出于多种原因，在选择社会融资试点项目上，服刑人员再犯罪率问题是一个颇具吸引力的议题。首先，解决这一问题具备强大的经济动机。波士顿社会金融公司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帕兰德简说：“监禁犯人的开销巨大。因此，降低再犯罪率的经济考量令人信服。”

更重要的是，项目的成果可以被量化：通过再次被捕和再次判刑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到哪些人受益，并依此衡量项目的成本和节余。帕兰德简说：“社会影响力债券能提供清晰的数据。我们有证据表明，当服刑人员能获得一站式服务和工作机会时，他们在出狱后能生活得更好。这也是项目潜在的成果。”

注重可衡量的数据是该模式的一个关键要素。曾任洛克菲勒基金会总裁的朱迪· 罗丹说：“相关民间组织提供了体现项目成果的强有力的数据。”这让社会影响力债券得以吸引投资人，为政府降低风险，并实现投资人的投资回报率。因此，尽管彼得伯勒社会影响力债券是一个试点，但它的创新之处在于社会性融资，而不是社会影响力。

“人们有时会忽略这一关键事实。”罗丹说，“当社会影响力债券被称为‘试验’或‘试点’时，大家想会当然地认为这是在试验某个干预方案。然而，对社会影响力债券的探索绝不该以此为目的，否则我们将缺少强有力的精确数据来计算出合理的投资回报率。”

在英国政府包容性经济部门社会影响力债券中心担任高级政策顾问的安德鲁·帕克还指出，跟踪项目成果可以提高决策能力，决定对问题进行干预的时间和方式，比如无家可归或年轻人失业的问题。“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如何设计我们的服务，将它和项目成果绑定起来，让政府不再执迷于追求数量。”

社会影响力债券必须基于可测量的数据，这意味着它并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万能药。虽然它可以用于解决诸如教育、无家可归和服刑人员再犯罪等问题，但是对于像家庭暴力或临终关怀等问题，却难以提供十分清晰的数据来展示项目成果。科恩说：“有一类社会问题是定性的，无法以计量单位来衡量其结果，并据此确定支付比率。”

自从彼得伯勒社会影响力债券问世以来，已有约100宗社会影响力债券交易成功， 筹资超过3.9亿美元。例如在2013年，风险投资家、慈善家J. B.普利茨克和高盛集团共同筹集700万美元，用于资助美国犹他州低收入家庭的高质儿童早教项目。该项目减少了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儿童人数，因此2013—2014年，公共部门节省了超过28.1万美元的经费，美国投资者获得了第一笔社会影响力债券的报酬。

社会影响力债券也因设计复杂且难以复制而被诟病，因为投资者能得到的回报取决于政府潜在节省的开支，且投资的收回由项目成果决定，而每个干预项目的成果和能节约下来的经费不尽相同。社会影响力债券要求的严格测量也超出了很多机构的能力。尽管如此，科恩仍然相信，社会影响力债券可以带来相当可观的社会投资。他说：“社会影响力债券可能最终会在影响力投资市场中占据10％的份额。”

科恩认为社会影响力债券是重构全球资本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说，“社会影响力债券是首个为了回报和影响力而优化风险的举措。19世纪，我们只衡量财务回报；到了20世纪，我们衡量风险和回报。而现在，面对巨大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政府无力投入更多资金，千禧一代追求自我存在的意义，投资者想要的不只是财务回报，大家的思想都在转变。”

从这个层面来讲，他认为彼得伯勒社会影响力债券既能降低服刑人员的再犯罪率，还可以为投资者带来收益，它预示着一种新形式的资本运作方式已经到来。“社会影响力债券是一种优化风险、回报和影响力的强有力措施。我们所做的是改变资本在整个系统中的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