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莫开伟系中国知名财经作家

（编者按：这是笔者2015年撰写的文章，对今天地方政府不断膨胀的债务依然具有较强的借鉴力，如今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实际债务总额可能远超2015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

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最新披露，截至2015年底，我国债务总额为168.48万亿元，全社会杠杆率为249%。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问题比较突出，债务率高达156%。

对总额近170万亿元的债务，我国政府及国内外不少机构一致认为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其理由有三方面：一是我国政府拥有较多优质资产。据资料，按宽口径匡算，2014年我国主权资产总计227.3万亿元，主权负债124万亿元，资产净值为103.3万亿元。按窄口径匡算，即扣除土地等流动性低的资产，留下可以立刻偿还债务的高流动性资产，我国主权资产净值为28.5万亿元。

二是政府债务总体水平不高。据资料，2015年末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10.6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16万亿元，合计政府债务26.66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9.4%。以更宽口径估算，政府债务水平达到56.8%，仍低于欧盟60%的预警线，仅低于当前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水平；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率为89.2％，也低于国际通行警戒值。

三是我国经济结构具有较强抗风险韧性。欧美国家储蓄率很低，我国是高储蓄国家，且我国对外负债只占总负债的3%，因此即使有债务，也是自己人欠自己人，可不依赖国际因素进行处理。如今我国债务大部分集中在企业部门，尤以国企占比又比较高。而国企、地方政府、银行实际上是一个主权人，政府有足够的调控空间，处理起来就简单多了。

但笔者对中国债务却不那么乐观，反倒认为潜在债务危机很大，稍有不慎就会引爆全社会债务危机，使经济陷入万劫不复深渊。笔者持此观点，并非危言耸听，因为引爆债务危机的“定时炸弹”依然没有最终排除。

首先，我国政府拥有的优质是否都靠谱，不能过分自信。就拿我国各级政府投资和拥有的资产来说，至少有一半以上价值被高估并据此用着去银行贷款或发行政府债券；有些资产瑕疵较大，甚至成了“死资产”；尤其海外的一些投资资产更让人“一头雾水”。

其次，政府债务总体水平到底高不高，要看跟谁比，跟什么比。表面上看，我国政府债务似乎还在合理范围内，且低于欧盟预警线和国际通行警戒值，但这只是一种表现。现在关键是政府债务总额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因为一些地方政府为规避考核，不少债务被转移、截留和瞒报，不少国际机构认为我国政府债务总额应远远大于26.66万亿元；根据FT估算数据，中国总体债务约相当于GDP的230%，近期国际评级机构穆迪也将我国政府债券评级展望从“稳定”降级为“负面”，首要原因就在于政府债务上升。同时，悬在我国政府头上的债务“达摩克利斯之剑”尚未落下，危机随时有可能爆发。

一方面，近两年尽管政府债务通过置换表面“装饰术”将几万亿元即将违约债务延期；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也将债务危机进行了“稀释”；“债转股”有可能使国企债务危机滞缓，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债务违约总有一天会到来。而且，这种类似“掩耳盗铃”的做法还会加大一些地方盲目举债的“道德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会推动新一轮政府债务高潮的到来。另一方面，在当前经济下行，企业经营效益下滑，以及房地产发展进入拐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难以为继；而地方政府支出却又呈有增无减趋势，地方政府财力明显捉襟见肘，债务偿还能力也必然会降低。尤其，如果未来几年经济增速持续放缓，GDP增长放缓至百分六左右，地方政府更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很难顾及已有的巨额债务。

再次，我国企业债务高企，会成为引爆债务危机的“导火线”。笔者认为正是因为我国特殊的经济结构及债务大都属“内债”，反而更容易引起债务风险。一方面，居民巨大低成本储蓄资金，会助长金融部门资金风险和效益管理“惰性”，将大量资金投放到国有企业及房地产、政府融资等项目身上，不仅会加剧产业结构畸形和泡沫风险，也会加剧银行信贷质量恶化，现在银行反映的不良贷款水份较大，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用一个指标衡量银行危机风险程度，即信贷规模/GDP缺口（Credit-to-GDP gap），其研究显示，这一数据超过10%，就可能存在风险，而我国在2015年就已经超过25%，位列全球经济体最高，其次是土耳其、巴西等国。

正因为大家都觉得这种资金是“肉烂在锅里”，最终会有政府信用“兜的”，才形成了今天金融部门资金的粗放投放和国有企业的资金粗放使用。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内债”，一旦每个环节的资金投放过多，出了问题，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使整个行业和社会经济都难以独善其身，引发社会系统性金融经济危机将不可避免。今天的现实也是如此，我国企业债务风险成为最大危险。据FT估算，我国公司债务已上升到约占GDP的160%；且企业债务风险更在于负债速度的快速上升。根据中国社科院《中国债券市场年度报告》，截至2015年11月，我国债券市场总规模达到6.7万亿美元，位于美国、日本之后，成为全球第三大债券市场。更重要的是，债市融资占社会融资总量在2005年前一直低于5%，在2009年后一路上升，一度触及20%，已远远超过股票融资。

同时，我国企业债务成因错综复杂，相当难解：其一，随着实体层面的进一步恶化以及投资回报率的持续走低，企业债务状况将会继续恶化。其二，产能过剩形成的大量僵尸企业成了中国经济最大拖累。据权威机构透露，我国仅钢铁、煤炭、水泥和有色金属等领域债务就逾1.5万亿美元，单单煤炭行业估计分流130万人的成本就高达1950亿元人民币；解决这四个重点行业产能过剩债务总额约为10.2万亿元人民币（1.56万亿美元），国家统计局计算的煤炭与钢铁行业债务总额为8万亿元，其中大约三分之一是银行贷款。倘若今年这些债务中有20%成为坏账，就会导致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规模增加近一半。因此，目前这种债务危机已到令人十分忧虑的地步。

此外，据BIS统计，除我国金融机构之外的民间债务截止2015年9月底为21.5万亿美元，与GDP之比高达205%。日本的民间债务与GDP之比在泡沫末期的1989年9月底超过200%，95年12月底升至221%。我国的这一比重接近日本泡沫末期到泡沫破裂后的水平。民间债务高企不仅会影响金融稳定和民众财产安全，而且由于民间债务与金融债务之间阻隔机制不健全，最终都会传导给金融系统，引发全社会金融经济危机。

显然，债务总额不降下来，只会使债务“堰塞湖”越堵越高，加剧企业、政府与居民之间的“三角债”危机，延缓整个社会资金周转速度，降低资金使用效率，严重影响我国十三五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

由此，对我国如此高额债务，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思想上不能松懈，尤其不能麻痹大意，应引起足够警惕、增强忧患意识，积极想化解办法，才能避免最终酝酿债务危机悲剧。从当前看，除加大不良债务剥离力度、降低我国债务率及推进国企和银行业改革外，一要处置或高达GDP比重10%的不良贷款，使银行能轻装上阵；二要抱定壮士断腕，加快关闭僵尸企业，彻底优化产业经济结构；三是对国企实施预算硬约束，防止债务规模进一步膨胀；四要改进银行贷款审批标准，推进股市债市纵深发展，防止金融资源低效配置；五要调整宏观政策组合，转向较低信贷增长和较高预算赤字，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由资源扩张型向节能环保型转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