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陈植 上海报道 “未来一段时间，推广慈善信托将成为我们的重要工作。”一位私人银行家族办公室部门负责人赵诚（化名）向记者透露。

近日举行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将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作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方式之一，慈善信托骤然受到各界密切关注，也成为银行践行“公共富裕的社会发展目标”的重要路径。

“不过，要快速做大慈善信托业务，难度不小。”赵诚直言。一是此前他们参与设立的慈善信托项目相对零散，尚未形成标准化的操作流程，无法实现快速复制推广；二是不同富豪对慈善公益项目的诉求千差万别，私人银行需腾出大量人力物力提供定制化服务，导致慈善信托业务迟迟无法做到盈亏平衡，无形间阻碍了业务规模扩张。

一位熟悉慈善信托发展历程的民营家族办公室主管向记者透露，在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公布后，慈善信托曾一度迎来迅猛发展，但2019年起，这种发展势头有所放缓。究其原因，一是多数慈善信托项目规模不大（只有数百万元），其管理费收入根本无法覆盖相关运营开支；二是慈善信托结构单一导致信托公司运营压力骤增，去年新增的261单慈善信托里，信托公司担任单一受托人的达到244单，采用双受托人模式、即信托公司与慈善组织共同担任受托人的仅有15单，导致信托公司需要花费大量精力资源寻找第三方公益组织协同管理慈善信托，令运营压力有增无减；三是慈善信托缺乏相配套的税收优惠机制，也影响到不少富豪的参与热情。

“此前有位富豪打算将自己持有的企业股权纳入慈善信托（用于资助贫困大学生），但企业股权纳入慈善信托需缴纳相应的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等，令他有点不开心，因为他们希望这笔钱能悉数投入到慈善公益事业。”赵诚向记者透露，目前他所在的私人银行正在详尽办法协助他解决这些税收烦恼。

“或许，当我们找到一个合规且稳妥的解决方案时，就能打消众多富豪的这项顾虑，令慈善信托再度呈现井喷式增长。”他感慨说。

慈善信托落地不易

“每设立一个慈善信托，我们都不敢评估投入产出比，因为几乎每个慈善信托都是亏损的。”赵诚直言。此前，有位富豪计划设立专门救助贫困大学生的慈善信托，因此他所在的私人银行发动各地分支机构协助寻找合适的公益组织，总算根据富豪要求挑选出数家候选公益组织。但通过数次沟通，这位富豪仍对这些公益组织不够满意，导致相关慈善信托项目暂时被搁置。

“尤其在扶贫、教育等慈善公益项目领域，这种大投入无产出的状况时常发生。”他坦言。去年底有位富豪打算拿出数千万资金设立弘扬国学的慈善信托——这款慈善信托每年拿出一笔资金，交给符合条件的学校开设面向儿童的国学课程。

今年一季度，赵诚所在的私人银行通过各种渠道联系了多个省市教育培训机构，终于找到数家教育培训机构愿意接受这个慈善项目。但随着近期相关部门加大对教育培训行业的监管，这些教育培训机构要么业务转型，要么打算关门歇业，导致慈善信托运营差点“中断”。

“所幸两家正向素质教育转型的培训机构愿拓展国学教育，且经过我们考核评估也符合相关条件，总算令慈善信托得以延续。”赵诚心有余悸地表示。但经此波折，慈善信托的运营成本又增加不少，导致银行所收取的管理费用更难以覆盖运营成本。

在他看来，这背后，是慈善信托双受托人模式未能普及，导致信托公司与私人银行不得不“既当爹又当妈”——一面对接富豪慈善公益需求落实成本高企的定制化服务，一面则四处寻找合适慈善公益组织协助做好慈善信托运营管理工作，满足富豪的公益诉求。此举导致信托公司与私人银行的运营成本持续居高不下，收支平衡变得遥遥无期。

上述民营家族办公室主管也向记者透露，慈善信托在设立过程也会遭遇意想不到的波折。此前有位女富豪打算设立一个专门救助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慈善信托，但由于她的积蓄存折早已遗失，无法满足相关反洗钱规定，令他们不得不联系多家银行收集其资产证明资料，以证明纳入慈善信托的个人财富均来源合法且已缴纳相关税收，仅此一项工作就耗时3个多月，导致慈善信托运营成本投入一下子增加不少。

此外，当地民政部门也是首次接触设立慈善信托的备案事宜，令双方围绕慈善信托如何规定国家相关规定进行大量沟通，也耗费不少时间令慈善信托相关条款总算符合国家相关规定与备案条件，最终落地。

“有时我会和这位女富豪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为了这个慈善信托，我们是赔本赚吆喝。”他告诉记者。

赵诚透露，尽管慈善信托业务遭遇收支平衡难，银行高层仍寄希望家族办公室部门尽早打造一整套标准化的操作流程，通过慈善信托规模效应减轻业务“亏损”。

“银行高层曾表示，慈善信托业务力争保本，但业务规模务必做大，一方面它是银行践行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目标的重要路径，另一方面它也是提升高净值客户服务满意度的关键标杆。”他直言。

税收优惠待解

相比慈善信托落地难，当前私人银行面临的更大挑战——是税收优惠缺乏导致富豪参与热情下降。

“此前，多位富豪打算将房产、艺术品、企业股权纳入慈善信托，希望通过房产出租、艺术品展览、企业股权分红创造长期稳定的资金流，助力慈善公益项目获得更强的资金支持。”赵诚告诉记者。但是，由于房产、企业股权与艺术品纳入慈善信托，均涉及不菲的增值税与企业个人所得税缴纳等问题，导致他们参与热情一下子降温不少。

为了推动这些慈善信托尽早落地，赵诚所在的私人银行业做起“投行”与“中介”服务——帮助富豪以合理估值尽早抛售套现企业股权、房产与艺术品，再以现金形式注入慈善信托。

他承认，目前这类操作的成功案例不多。一是部分富豪舍不得抛售这些资产，二是这些资产的市场估值不一，导致整个交易决策相当漫长复杂。

“我们也听说有富豪将商业地产项目注入慈善信托，将商业地产租金收入用于支持慈善公益项目资金投入。”赵诚告诉记者。但这种操作同样面临税收问题——若商业地产项目估值上升且未来出售套现，相关部门也会要求慈善信托缴纳相应的增值税等。

记者多方了解到，为了解决慈善信托的税收优惠问题，已有金融业内专家建议相关部门尽早落实慈善信托税收优惠政策，包括准予委托人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的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慈善信托财产部分；委托人在交付非货币财产设立慈善信托时，无需就财产增值部分缴纳企业或个人所得税；实行慈善信托的税前扣除资格认定；分别完善各类非货币财产设立慈善信托的税收优惠政策等。

“目前，我们也希望这些税收优惠政策能尽早落地，推动富豪更积极地践行慈善公益事业，助力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目标尽早实现同时，也给私人银行慈善信托业务带来更强的增长动能。”赵诚强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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