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和卿
以前，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杠杆（债务）不断向企业和居民转移。
未来，随着内需不足与社会利润率整体的下滑，经济的增长必将迎来一场杠杆向政府转移的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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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弄明白杠杆转移的逻辑，必须要先弄明白中国是如何发家的，发家的过程又如何积累了上述问题。
中国的发家史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期靠参与全球化，依托外贸发家，后期则靠土地财政刺激内需维持。
中国GDP年同比增速
整个链条是这样的：“中国参与全球化——农村人进城——收入增加——土地财政——城市扩容”。
2008年次贷危机以前，中国凭借庞大的外需市场+廉价的劳动红利，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以低成本优势迅速将发达国家的低端产业吸引到中国。
沿海等发达城市在招商引资的作用下不断吸引农村人进城打工，老百姓有了收入，又通过庞大的内需释放让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当年称为“中国奇迹”。
然而，伴随着2008年次贷危机的到来，加之中国经济体量的增长和产品革新的放缓，外需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日益放缓，占整个GDP的比重也逐渐下降。
中国开始彻底转向对内需的刺激。
依托2009年的四万亿，加之2011年到2016年企业宽松的融资环境，靠“土地转让——房地产开发——创造就业和税收——城市搞基建扩容——进一步推升房价”的模式，延缓了经济增速的下滑速度。
这一时期是企业和居民杠杆加速上涨的时期，其中居民杠杆率由2009年的不足20%一路飙升到如今的65%（可能更高）。
然而，上述模式要想一直持续下去就必须保证居民的收入增速远远大于房子增值的速度。
然而，现实是“工资的上涨速度永远赶不上房价的上涨速度”。
随着2017年11月新资管新规的出台，企业开始收缩，经济和就业开始下滑，收入......
而债务却屹立不倒！
这就为未来的杠杆大运动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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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听说过“你的收入就是别人的支出”这句话。
支出本质上就是负债，就是增加杠杆。
当一个经济体因为终端消费（需求）出了问题，企业就会失去扩张的动力。
要想让“生产——消费”的游戏继续下去，就必须有个“不计得失”的组织自愿支出，来增加别人的收入。
这正是凯恩斯基于上述问题给出的药方：政府加杠杆增加需求。
有效需求的不足造成了对经济繁荣的障碍”，因此政府的一切经济政策应该围绕刺激需求展开。有效需求的不足源于投资不足和消费不足，“国家必须直接进行投资来使社会的投资量等于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储蓄量，以便解决危机和失业问题。
或者是供给学派的减税举措，即通过税收让利企业和居民来释放需求，进而释放经济活力。
但无论怎样，本质上都要考政府加杠杆来解决。
从实践的结果看，确有疗效。
但是，这些都没有解决内需不足的根本问题，以至于隔三差五就要宽货币宽财政。更要命的是，机会的不均等在每一轮宽松中又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差距。
究其原因，每一轮经济扩张的过程都伴随着劳动工资的增长速度都远远小于资本增长的速度（分配问题），外加每一轮游戏又总有人将手里的蛋糕放起来或者转移出去（储蓄问题），而不进行新一轮投资，最终导致每次新一轮扩张都需要“外力”来推动！
目前中国的杠杆率分布大概是：企业160%，居民65%，政府50%——与发达国家政府增加杠杆相反。
随着经济增速不断放缓，加之3年来病毒的影响，投资与消费疲软的问题必将落在政府身上。
未来中国的杠杆也一定是不断向政府转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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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杆向政府转移的过程也同样会伴随着“逆杠杆的行为”。
具体来说就是，政府如何让自己少加，也能让企业、居民的投资和消费活跃起来。
要知道，政府单方面加杠杆只能解一时之渴，暂时让“投资——消费”的齿轮转起来。
而要想让“再投资——再消费”持续下去就必须让企业和居民自身也动起来——他们才是生产率提高的主力！
统一大市场、利率市场化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等都是“逆杠杆的行为”。
最重要的是，政府加杠杆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央行宽货币（降息）的支持。
一方面，降息可以为财政腾挪出空间，让拆东墙补西壁的成本降低；另一方面，降息也是为宽信用服务的，可以变相的让企业主动加杠杆维持投资规模，也可以挤出过剩的居民储蓄去投资和消费。
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宽松都会成为未来经济的主基调，不同角度的改革也会进一步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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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也是最为残酷的是，宽松的到来同样也意味着资本收益率在持续走低。
所以心态上，未来每一个人都要适当的下调自己的收益目标。
若说影响，最大的受益者是能跟随利率下行而获益的人（或组织），包括能获得更低利率钱的人，也包括跟随利率下行而债务存量减少的人。
最大的“受害者”是手持巨量现金的人（或组织）。
当然，如果某一时期领导手抖，货币宽松的程度超过了经济增长所需的程度，就极容易出现资产价格暴涨，这对于手持余粮的人或许是一个大大的利好。
总之一句话，杠杆大转移的时代已经来临，未来还会持续。
困难与机会共存，愿你我安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