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一部日记的史料价值，同著者、著者所处的时代，著者同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影响力，著者的地位、学养、志趣、交往人物及其重要性，日记的连续性等密切相关。新近经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谭延闿日记》，恰好是这样一部几乎符合富含史料价值所有要素的日记。
谭延闿日记原稿本（部分）。
作为清末民初的显赫人物，谭延闿1904年参加过清末最后一次科举，先中会元再中进士，擅作诗文。同时，他还是湖南督军上将军衔、陆军大元帅，能带兵打仗。
作为政治家，谭延闿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等职，参与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纵横捭阖，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令人叫绝的是，他还是著名书法家，同于右任、吴稚晖、胡汉民并称民国四大书法家，得到过帝师翁同龢的赞赏，被誉为民国至今，学颜（谭延闿擅长颜体）者无出其右。他还是一位真正的美食大家，组庵湘菜的创始人。有人说湘菜能够有今日之面目，谭家菜功不可没。此外，谭延闿还是蒋介石、宋美龄结婚的介绍人。这些方面无不证明，谭延闿是一位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传奇人士。
谭延闿（1880-1930），字祖安、祖庵，号无畏、畏三、非庵、慈卫、訒斋等，湖南茶陵人，生于浙江杭州。谭延闿幼师承徐元凯，1904年，考中光绪甲辰恩科进士，先后成为孙中山的主要助手，蒋介石的同僚、臣僚，曾经任两广督军，三次出任湖南督军、省长兼湘军总司令，授上将军衔，陆军大元帅，又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为清末民初著名政要、组庵湘菜创始人，在政治、军事和社会上颇有影响，集政治家、书法家、美食家于一身。谭延闿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湖湘三公子”；与陈三立、徐仁铸、陶菊存并称“维新四公子”。民国四大书法家之首。谭延闿去世后，当时的民国政府为其举行国葬，安葬在中山陵旁，蒋中正为其墓碑题字。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谭延闿为介绍人 。
4月中旬，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谭延闿日记》新书发布会在上海举行，谭延闿一生勤于记述个人行迹，自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9月11日起开始写日记，其中虽有间断，但自1913年起至其去世前一天（1930年9月20日）止，日记再无中断，共著有日记稿本66本。这批珍贵的日记稿本原件由谭家后人辗转收藏，精心保护七十余年。
2016年8月，在上海市台办和白中琪的协调下，谭延闿的外孙女婿余传韬（谭延闿的女儿谭祥是国民党将领陈诚之妻，余传韬为陈诚的女婿）代表谭家后人将谭延闿日记稿本原件寄存上海图书馆，为了妥善珍藏，上海图书馆特制七个古楠木书匣贮存这批日记，将之藏于恒温恒湿书库中，并开展相关整理研究工作。后经余传韬和谭家后人谭景锡、谭景元、谭怡令共同商议，授权上海图书馆与中华书局合作，2019年2月由中华书局全文影印出版《谭延闿日记》（全二十册），书中收入谭延闿全部日记手稿，这也是谭延闿日记首次全文公开出版。
《谭延闿日记》（全20册），谭延闿 著，中华书局2019年2月版。
值得关注的是，谭延闿日记所记内容时间跨度三十余年，因其身居要职，一生经历极为丰富，其日记中对颇多革命历史事件、革命志士言行、民国初期政坛要人言行等内容均有涉及，比如清末自办铁路运动、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国民政府北伐等重要历史事件在他的日记中也有记录，是民初历史的重要佐证。此外，他在日记中记载了与孙中山、瞿秋白等政治人物的往来细节，以及很多名人逸事、故人往事、旧家遗风，亦颇具史料参考价值。
在新书发布会上，谭延闿之孙谭景元（谭季甫之子）说，历史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经验，可以成为参考，《谭延闿日记》的出版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过去历史上发生过的细微小事，有助于挖掘更多更加真实的历史事件。谭延闿的孙女谭怡令也表示，“爷爷的日记其实跟中国近代史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能够提供直接史料，供大家研究之用，其实也一直是我们的心愿……能够把这些史料公之于世。”
4月11日，《谭延闿日记》新书发布会在上海图书馆举办，谭延闿的日记手稿也同时进行展出。
日记史料出版艰难，阻碍学术研究和发展
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分享了《谭延闿日记》的出版情况。顾青指出，虽然从出版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是一件极为简单的事情，但更有价值的是对这些民国时期流传下来的文献的重视和保护。顾青认为，日记作为一种特殊史料，是一种珍贵的一手文献。
虽然目前民国时期流传下来的文献档案很多，如同雨后春笋一般，但真正留存下来的日记却并不多见，特别非常重要且能够被拿来进行公布，供大家研究的更少。一些极为重要的日记史料，因为种种原因，只能藏于异地，甚至令人无缘得见，而这实际上阻碍了学术研究和发展。
顾青注意到，在各类日记之中，谭延闿的日记记述并不是很多，用笔比较俭省。谭延闿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的，所以这批日记里有很多内容，特别是参照其他史料，会有很多新鲜发现。此外，顾青认为，抢救依然是民国文献的第一主题，之所以选择“抢救”这个在他看来比较“惊悚”的词语，是因为在当代，这批资料依然非常重要，需要用“抢救”的心态来对待，目前对民国文献的重视并不足够。这种不足既表现在没有将民国文献提升到文物的高度，也表现在民国文献在拍卖物市场上并没有太高的价值。
甚至和书画比较起来，民国文献也不太贵重。但顾青仍然强调了民国文献的重要性和易于损毁性，“至今保存文献依然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因此他呼吁学术界和图书馆界应该对民国留存下来的文献史料保有足够的重视。
在顾青看来，最好的抢救和保护就是出版，他提倡用影印版的方式来出版，因为这样可以保持文献的原状，“我们对《谭延闿日记》执行了严格的原样传真……不删不改，让历史的真貌完全地呈现出来，这也是出版者应有的姿态。”但不得不说，因为种种原因，实际上很难实现出版，比如家属意见不一致，不愿意把日记拿出来和大家共享。在这种环境下，谭延闿的后人能够将这批材料保存至今，并且以一种非常开放的心态拿出来和学术界共享，特别值得鼓励和肯定。
谭延闿日记原稿本（局部）。
顾青最后还提道了中华书局和谭延闿的渊源。经过查询档案，顾青发现，在中华书局的档案中，保存有和谭延闿交往的书信，同时还出版有谭延闿的两部书，一本出版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叫《谭延闿书燕京旧闻册》，线装一册影印出版。上世纪四十年代，出版了《谭延闿书大楷枯树赋》，“第一部是影印出版，第二部是作为著名的民国书法家（书帖）来出版，到了几十年后，中华书局又有幸出版谭延闿先生的日记，也是影印出版，完全手书，大家可以看到一个书法家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用笔、如何用墨，这也是非常有趣的因缘。”
《谭延闿书燕京旧闻册》，中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二月中华书局发行，线装一册，影印谭氏手书。
谭延闿为蒋介石证婚促成蒋宋美缘
上海图书馆馆长陈超回顾了2016年8月31日，谭延闿外孙女婿余传韬将谭延闿日记稿本原件寄存于上海图书馆，并于同年9月21日举行了入藏仪式等历史渊源。陈超提及，谭延闿一生经历极为丰富，他的日记作为民初历史之重要佐证，价值不菲。
“其日记中涉及颇多的革命历史事件，革命志士言行，民国初期政坛要人的言行等内容。作为清末民初重要的政治家，他历经了清末自办铁路运动，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国民政府北伐等历史事件，这些事件在他的日记中都有所记录。他在日记中还记载了大量政治人物的往来细节，也记载了很多的名人轶事。”陈超提道，谭延闿不仅在政坛上纵横捭阖，同时也是一位热爱美食的老头，“在他日记中有大量各地饮食资料的信息，可以为我们揭开组庵菜的奥秘。此外，作为民国四大书法家之首，谭先生在日记中还记载了不少与书法名家的交往、交流的信息，因此日记手稿本身也是一部欣赏和学习颜体书法的佳作。”
组庵名菜之组庵豆腐。此菜以包子豆腐为主料，口蘑、干贝、肥母鸡肉，五花猪肉、料酒、胡椒粉、葱、姜、鸡油、酱油、芡粉为辅调料，先后采用煮、蒸、撩、烧等工艺对主、辅料进行处理，最后的成品却只见豆腐和口蘑，色泽淡红，柔软浓香，味道极为鲜美，其制作的精致细腻别出心裁与物耗奢华（仅仅是制作20片豆腐，就要耗费1000克鸡肉、500克猪肉等，而这些都是为了助味，最终是弃而不食的）之程度，可以与《红楼梦》中烹制“茄鲞（xiǎng）”相媲美。
在陈超看来，阅读谭延闿日记中的内容，让我们得以跟随谭延闿的视角，遍观民国初期引人入胜的故人往事，能够一览民国初期政治风云的波澜壮阔，又能够从中一窥文人雅士的生活志趣，也能够感受谭延闿在面对历史大事以及平常小事时的所思所想。
陈超还提及上海图书馆对手稿馆建设的一些认识，表示手稿一直是国内外许多研究型图书馆的重要特长之一，“上海图书馆作为一个研究型公共图书馆，一直把中国名人手稿收藏，作为馆藏建设的重要战略和特色之一。”
陈超代表上海图书馆接受谭景元捐赠的谭延闿书法著作。
在随后举行的专家座谈会上，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首先从日记稿本的史料和研究价值展开论述，他以《蒋介石日记》为例，提到尽管蒋中正日记尚未全部出版，但自斯坦福大学公开以后，就成为海峡两岸学子做民国晚清历史的充分证据。而谭延闿作为蒋中正、宋美玲的证婚人，促成了蒋宋美缘，更是他们的前辈，其日记的学术意义自不待言。
苏智良说，虽然谭延闿只活了五十岁，但这五十年，特别是后来的三十年，谭延闿在中国政坛上留下了太多意义，这部日记无论是从政治、经济、社会的角度来看，都非常有价值。从政治上来看，当时中国政坛的许多人物都有牵涉，包括毛润之、李立山、孙中山等，这些都有记载，特别是他跟孙中山的交往成为美谈。
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照。
“谭延闿跟上海的关系其实也有很多关系。”而这正是苏智良更为关心的视角，“譬如说1916年，（谭延闿的生母）李太夫人在上海病故，陈炯明叛变，孙中山有点落魄的回到上海，谭延闿在上海跟他（孙中山）长谈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他（谭延闿）确认孙中山是一个了不起的伟人，表示支持。”苏智良认为，解读这二十册日记，可以对历史做出许多复原，比如谭延闿在上海、广东、湖南的情况，以及其对中国革命、中国社会的改良，美食和书法等很多方面也尚待发掘，有助于发现许多过去不太注意的历史，以及历史细节并展示给大众。
没有“官二代”习气的典型“官二代”
上海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从历史学的角度，阐述了《谭延闿日记》全文出版的价值。“谭延闿在历史上有他独特的地位，尽管现在在学术界，尤其是在历史学界已经有了很好的一些研究，特别是湖南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值得发掘的空间还很大。我想谈三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个，他在晚清从清朝政府覆灭到民国政府建立的过程当中，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谭延闿日记》由中华书局公开出版。
熊月之谈到，在近代史中，清朝覆灭民国建立是中国历朝历代里改朝换代中死亡人数最少的，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平稳的过渡时代。这其中有许多时代因素，也有很多个人因素。熊月之注意到，当时忠于清朝政府的一批人，顺应历史潮流，改向共和，其中有两个著名人物，一个是江苏人张謇，一个是湖南的谭延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两个人都是最有理由忠于清朝的人，张謇是清末状元，谭延闿的父亲谭钟麟是三个地方的总督，身居当时的要职，是慈禧太后最信任的人中的一个。在康有为戊戌变法中，他（谭钟麟）坚定地站在慈禧太后这一边，慈禧太后极为欣赏他，政治仕途很好，谭延闿又是清末科举的会元。“出生于官宦之家，是末代的会元，又是翰林出身，这样的人忠于清朝，理由十分充足……但他后来顺应时代的要求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是非常了不起的。”
熊月之强调的第二点，是谭延闿在历史上最为了不起的贡献是地方自治。熊月之表示，虽然对待北洋军阀时期的地方自治，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评价，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第一个将矛头对准了当时弄得民不聊生的北洋军阀，而且地方自治确实为地方带来了很多好处，“谭延闿在地方上做了很多措施，搞铁路搞教育，在湖南积累了很好的人脉，所以大家都拥护他。他地方自治搞得好，所以后来成为民国政府的行政院长、国民政府主席等。”熊月之认为，这样一个人，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值得花大力气去研究。
与此同时，熊月之注意到谭延闿是一个没有“官二代”习气的典型“官二代”，自制很严，对待后代的教育也很重视，“从历史上看，这样的人很了不起。” 熊月之说，谭延闿的父亲谭钟麟自制也非常严格，为了从茶陵老家到长沙考试，几百里的路全靠腿跑，穷得饭都吃不起，却依靠科举改变命运，然后能够一直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家人对后代严格要求，这样的人历史上不是很多，但在湖南有不少，“近代史上湖南出了很多人才，比如曾国藩……但像谭钟麟这样父子都成为进士，且有很好的政治口碑的还很少见。”
上海市书法家协会秘书长潘善助从书法的角度谈及了《谭延闿日记》引发自己的思考。他注意到谭延闿所处的时代，正好是崇尚“北碑”的时代，但谭延闿专注于颜真卿。潘善助认为湖南书家似乎对颜体情有独钟，因此他很关注在其中谭延闿是否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谭延闿并非把书法当成自己的职业，他的首要身份是政治家、军事家，但潘善助看到了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和人生历练，其实对书法学习和创作至关重要。
《谭延闿书大楷枯树赋》、中华民国三十年（1941年）线装墨迹版，为谭延闿的代表作。
在《谭延闿日记》中，潘善助发现书法在谭延闿的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他提到，谭延闿有很多日记的开头，就是起床临帖，“第一件事情就是临帖，你想想看，书法在他业余生活的安排里边是何等重要。”潘善助以字观人，从谭延闿的字，感觉到谭延闿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因为字很温和。这一论断得到了谭延闿后人的认可，他们表示，虽然自己的年龄没有办法真正碰到祖父，但在很多书籍中都有这样的说法，可见这一结论是正确的。
下文内容节选自《谭延闿日记》（第七、八册），已获中华书局旗下古逸英华授权。
《谭延闿日记》里，记录了他在1917-1921年间的沪上生活，涉及的地点有：大世界、新世界、共舞台、半淞园、跑马厅、陶乐春、先施公司、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宝隆医院、洗清池等。
1920年日记
十二月三十一日
粥后，与外姑诸人计送静入医院，家中嘈杂不能静养也。午饭后，呼汽车来，以藤椅抬静下楼，入车，余亲送至宝隆，令居特别室中，以杨、彭两妪伺候。
1921年日记
二月二十三日
同至四马路，步入中华、商务各书店。买书者甚多，多为学生，此亦一可喜事。
四月十一日
午以汽车出，华生适来，遂同汪九、安甫载至陶乐春。吕满、毓昆请客，汪九、俞三、凤冈、心涤、大武、安甫、华生。有烧猪，极佳，饮遂多，忘其病矣。
四月二十三日
偕汪、李至陶乐春，聂慎余请客。蒋雨岩、曾凤冈、俞三、大武、吕满、子武同座，菜甚佳，饮啤酒数杯。
五月三日
晚饮陶乐春，林、黎、吕、汪四咸至，有烧鸭甚佳。
六月二十三日
至商务印书馆为淞买《三兄弟》，历三家乃得，亦奇也。
十一月七日
午，与诸人小饮。既散，假寐廊间，醒觉受寒，颇鼻塞声重也。与承之、吕、岳、大武同出，至震亚、有正、中华、商务各书坊一看。
十二月十日
至商务印书馆买书，乃至大武家，因五太病，偕外姑诸人来视之。
作者
：何安安
编辑
：覃旦思；校对：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