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多金王朝”。文献中记载，西汉皇帝大量赏赐臣下黄金，以至于《宋史·杜镐传》说，宋太宗曾问杜镐，“西汉赐与悉用黄金，而近代为难得之货，何也？”——感觉宋太宗有一些小小的不平，大家都是皇帝，为什么到我这里，金子就少了呢？杜镐的回答也很有趣，他说，“当是时，佛事未兴，故金价甚贱。”意思是金子都被和尚们用了。

究竟西汉的黄金丰富到什么程度呢？统计一下文献记载的西汉各位皇帝的赐金，会得出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从汉高祖至王莽时期，光是赐金百斤以上者就有33次，赐金达千斤以上者18次。汉代初年，汉高祖为了“间疏楚君臣”，一次性就给了陈平黄金四万斤。汉文帝即位后，对太尉周勃“赐金五千斤”，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对广陵王赐“黄金千斤”，又对霍光“赏赐前后黄金七千斤”。西汉时期，历代皇帝总共赐下了接近90万斤黄金，汉代的一斤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半斤，因此赐金总数折合于今天的二百七十多吨，而中国目前的黄金储备大约为两千吨。西汉皇帝里最爱赐金的是汉武帝，90万斤黄金里，倒有超过80万斤是他一个人赏下来的。他实在太爱赏赐黄金了。

西安的汉武帝雕像

（一）

汉武帝对黄金的热爱，是因为黄金意味着财富吗？有很多人认为，汉武帝时铸造马蹄金、麟趾金以及实行“酎金夺爵”，都因为皇室敛财。

想看看铸马蹄金和麟趾金之事。据《汉书·武帝纪》载，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三月，汉武帝下诏：有司议曰，往者朕郊见上帝，西登陇首，获白麟以馈宗庙，渥洼水出天马，泰山见黄金，宜改故名。当时一口气出现了白麟、天马、黄金三件祥瑞，汉武帝为“协瑞”而“更黄金为麟趾褭蹄”， “班赐诸侯王”表示同喜同贺，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博物馆见到的马蹄金和麟趾金。马蹄金一般重250克左右，即汉制一斤。海昏侯刘贺墓出土了小马蹄金，大约重40克。

海昏侯墓出土马蹄金

海昏侯墓出土麟趾金

马蹄金和麟趾金做工复杂，使用了耗费工时的掐丝装饰，外形非常精美。有的马蹄金内嵌着蛋白石与铅钡玻璃，这些都不符合作为流通所用的黄金货币的标准，何况铸造数量也很少，可见它们本身不是用来交易的，可以理解为“纪念品”或“纪念币”。有人认为，马蹄金和麟趾金的过度装饰都是虚夸其价值的借口，如同后世王莽铸行镶嵌金丝的“一刀平五千”虚值大钱一样，汉武帝在赐给诸侯王时虚高比值，借以敛财。

汉代曾实行“酎金律”。《续汉书·礼仪志上》上陵条注引丁孚的《汉仪》说，“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合诸侯助祭贡金。”汉文帝时规定，宫中制作一种用于祭祀的优质“酎酒”，要酿造八个月时间，用来在太庙中奉祭给祖先，诸侯王、列侯必须献金助祭。同为汉室子孙，献金助祭本来也很正常，但实际上却让诸王侯谈之色变。当时进献依据是封国人口数量，每千人贡黄金四两，余数超过五百人的也是四两，由少府负责验收。如果验收的时候“金少不如斤两，色恶，王削县，侯免国”，这就是“酎金夺爵”。 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九月，因为斤两不足、成色不好，“夺爵者百六人”，一次性惩罚了超过一百位王侯。

对于征收酎金乃至“酎金夺爵”的目的，有人猜测说这是皇帝为了阻止诸侯王、列侯蓄积过大的财富，同时又是使朝廷富足的手段，也是从“经济调控”的角度去看待“酎金律”。这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情况，刘贺被封为海昏侯之后，“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即被取消了酎金的资格。但他却一直在争取酎金的权利，海昏侯墓发现有墨书金饼，可以释读出“南藩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酎金一斤”等字。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春，29岁的刘贺受封为海昏侯，地位稍稍有所改观的他非常渴望向宗庙献上酎金，这应该如何理解呢？

刘贺墓发现的金饼

（二）

汉武帝对黄金的态度分为两个极端：一方面以酎金等方式大肆搜求，使各王侯都承受着极大的贡金压力，另一方面又大手笔地恩赏，累计赐下了两百多吨黄金。相当于流入朝廷的黄金重新流到贵族和民间，这样一个“马不停蹄”的黄金流转机制意味着什么？

如果单单从用于商品流通、聚敛财富的角度去考虑，把汉文帝开始的酎金制度视为朝廷搜刮地方诸侯财富的手段，似乎脱离了汉代的社会状貌。虽然从刘邦赐给陈平四万斤黄金去“间疏楚君臣”、 “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时百姓饥饿，人相食，黄金一斤易豆五升”等等记录来看，国内市场似乎可以用金交易，但这些黄金更应该被理解为难得之珍宝。金币在汉代是法定的“上币”，不过铜钱才是西汉币制的主体，当时物价计算、财产统计、赋敛征收等等皆以铜钱计算。汉武帝时没有用于流通的黄金铸币，元狩四年（前119年）“更钱造币以赡用”时，所铸造的钱币一种是“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直四十万”，一种是“造银锡为白金”，分别直三千、五百、三百，另外“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可见黄金根本没有在汉武帝的货币体系中出现。

海昏侯墓发掘出大量黄金，包括金饼、马蹄金、麟趾金、金版，是迄今我国汉墓考古发现金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一次。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些黄金是用作为专供交易的货币储藏起来的。

海昏侯墓出土金饼

黄金在汉代的意义，尤其是对汉武帝的意义，恐怕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西汉自建立以来，效仿周代时的祭祀制度，加上统治者都喜好黄老之学，给神仙信仰留下了不少生存空间。汉武帝自认英明神武，却长期对成仙痴痴以求，态度虔诚而坚定，几乎至死不悔。《汉书·郊祀志》说“元鼎、元封之际，燕、齐之间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术者以万数”。当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说起汉武帝屡屡受方士欺骗时，甚至让人觉得他在故意嘲讽。方士李少君为汉武帝献却老方，少翁为汉武帝使用招魂术（为李夫人招魂时，汉武帝吟出了“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栾大自称神仙使者，这些手法都很拙劣，汉武帝却一次次受骗。

正是这些方士对汉武帝大谈特谈黄金（也许从皇帝那里获取黄金等珍宝才是他们的真实想法），他们努力使皇帝相信黄金在成仙之路上的重要性。《史记·封禅书》说：“是时李少君亦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上（汉武帝，引者注），上尊之。……少君言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李少君这个“祠灶方”是目前所见关于炼丹术最早的明确记载，他明确说出要将黄金的特性转移到自己身上来，这样可以益寿，可以见仙。武帝听后立即亲自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

另一个方士栾大对汉武帝说，他的老师讲过，“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只要“黄金”成了，令汉武帝忧心忡忡的河决等问题都不是问题，能顺利登上仙路。汉武帝拜他为五利将军，“以卫长公主妻之，赍金万斤”。最终败露，被处死。

虽然李少君和栾大所说的“黄金”可能指的是丹砂（即硫化汞）经过烧炼之后的带有灵性的黄金，但矿物黄金也必然因此具有了神秘意义。黄金受到方士的青睐，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战国时的人们就认识到丹砂和金共生的情况，《管子·地数篇》说，“上有丹砂者，其下有黄金”。汉晋时期的方士们发现红色的固体丹砂可以变成白色的液体水银，感到非常神奇，东晋著名道士葛洪说“世人少所识，多所怪，或不知水银出于丹砂，告之终不肯信。云丹砂本赤物，从何得成此白物。”因为丹砂和水银之间的转换如此奇特，古人视这两物为神物，比如秦始皇陵“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马王堆汉墓的辛追棺椁中也使用了朱砂。

第二，丹砂如此神奇，与之伴生的黄金应该也不会差。葛洪认为，“仙药之上者”为丹砂，然后为黄金、白银、诸芝、五玉等等。黄金性质稳定、抗腐蚀，东汉魏伯阳在《周易参同契》中说“金性不败朽，故为万物宝，术士服食之，寿命得长久。”他的理由是“欲作服食仙，宜以同类者”。后来葛洪也说了相似的话：“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这是汉晋时期的普遍认知。

黄金可以延年，黄金可以健体，西汉末年，傅太后“闻金成可以作延年药”，拿出大量黄金让他去试验。汉晋时期的认知就是如此，黄金是一种神奇的仙药，与神仙信仰紧紧联系在一起。

（三）

汉武帝为什么这么喜欢黄金，不能说完全没有将它作为财富象征的意思，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看重它在神仙信仰中的意义。恐怕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汉武帝的年代里，黄金的出现和麒麟、天马一样，本身就是重大的祥瑞。另外，为什么在西汉时会出现“金缕玉衣”，满城汉墓中山靖王刘胜的玉衣金丝共重1100克左右，窦绾的玉衣用金丝重799克。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葬玉，玉器被视为蕴含精气，可以滋养逝者的身体，以金丝编缀所为何来，难道不也说明汉代视黄金为神物吗？也只有这样的神物，才能由各位王侯虔诚地交纳上来，作为在太庙供奉给祖先的“酎金”。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能理解海昏侯刘贺想要交纳酎金的急迫，才能理解为什么因为区区分量不足、成色不足就翻脸“坐酎金失侯”，因为酎金不足本身就意味着对祖先神灵的不敬。

窦绾金缕玉衣

因此，汉廷动辄赏赐黄金，不但是赐财，更应理解为赐瑞。由皇帝颁下的黄金不但是身份和荣誉的象征，也是一种与天命、神圣相联系的祝愿，能够增强王侯、贵族、臣民对皇室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西汉时频频对王侯和大臣赐金，刘家子弟有赐，征战有功者有赐，政绩优异者有赐，善言嘉行者有赐，在这个神灵气息弥漫的社会气氛中，赐金是巩固统治秩序的一种手段。

武帝大发慷慨之心，将马蹄金、麟趾金“班赐诸侯王”，是为了将天降的祥瑞在诸侯王中“雨露均沾”。 马蹄金、麟趾金的材质和形状都说明它是帝室制作的升仙之象征，非如此难以解释为什么要特意镶嵌玉片或琉璃。海昏侯墓中的马蹄金、麟趾金、金饼等器物，很可能是作为遗产和财富被埋藏下去的，但从它被珍而重之地用漆盒装好，埋藏在刘贺的头箱等棺椁重要部位来看，恐怕也有助刘贺升仙的意思。

海昏侯墓出土的黄金

汉武帝之后的西汉诸位皇帝里，汉宣帝和汉成帝的赐金情况比较突出，有趣的是，在史书之中，这也是对升仙比较热心的两位皇帝。汉宣帝即位以后，马上就“幸甘泉”，“复兴神仙方术之事”，据说刘向无意中得到淮南王刘安的《枕中鸿宝苑秘书》，大喜过忘，献给汉宣帝，宣帝命他依法制黄金以充国库，结果制不成，险些招祸。汉成帝“颇好鬼神”，“多上书言祭祀方术者，皆得待诏”。这侧面印证了黄金在汉代作为祥瑞、神物的身份。

顾颉刚先生在谈阴阳五行等学说时解释道：“以上所说，今日的读者切莫以自己的智识作为批评的立场，因为它的本质惟有迷信，已不足供我们的一击。但这是汉人的信条，是他们的思想行事的核心，我们要了解汉代的学术史和思想史时就必须先明白这个方式。”汉代的气氛恰是如此，今天要想理解汉代帝王贵族的这些行事方式，唯有把这些看来“奇葩”的事情还原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中，才能真正理解其用意。这就是本文所要指出的：西汉时以汉武帝为代表的对黄金的热爱，要考虑到当时神仙方术大兴、黄金被视为神药、瑞物的情况。把黄金的主要作为流通货币，符合现代人的理解，却未必符合西汉时期的思想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