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舸

随着云南省两会的结束，全国省级“两会时间”圆满画上了句号。通过梳理各省《政府工作报告》可发现，“新基建”“动能转换”等词成为地方两会的高频词。而在全国两会上，“新基建”同样成为代表委员的关注热点。

新基建之所以成为社会各界的关注焦点。首先在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层次。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何推动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产业经济向世界产业价值链中高端升级，成为必须跨越的“时代险峰”。尤其是面对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无人驾驶、5G等系列技术变革所带来的机遇，将技术与应用、商用场景加速深度融合，从而创造出巨大的市场供应侧变革势能，进而带来规模在万亿量级的市场需求增长极，成为中国经济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占据更多主导权的关键所在。

而今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社会格局带来的冲击不可估量。一方面，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变数和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正倒逼中国经济必须持续加大内生增长空间，在产业结构上加速迭代优化。新基建战略的提出，意味着国家战略的重心将向包括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在内的新基建倾斜，创造更多有利条件，推动相关产业实现资本、“知本”等要素的聚合，进而成为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的新驱动力。

去年我国率先落地5G全国商用化，可谓是新基建所迈出的重要一步。此外，阿里、腾讯等中国企业在云计算所取得的成果，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近几年来的高速发展，无人驾驶领域众多企业已经开始全面路测、众多地区加快发放相关牌照等一系列动作，也证明新基建的产业框架已经具备了一定基础。如果用天时、地利、人和三大维度来衡量，中国新基建体系建设确实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

当然，如果把新基建比喻成风口，那么追上新基建风口必须迈过四道门槛，分别是政策门槛、战略门槛、资金门槛和人才门槛。

新基建要带动市场投资和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参与热情，必须打破各种政策和管理方面存在的“玻璃墙”。正如全国政协委员刘伟所指出的，“新基建”投资回报慢、过程长，地方政府长期存在欠款问题，民营企业拖不起，这将严重影响民企民资参与投资的热情。需要建立地方政府拖欠账款问责机制，为民营企业掘金“新基建”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同时，虽然目前已经有部分地区开始通过举措降低当地新基建的进入门槛，但这还属于各自为政。如何建立全国统一的新基建开放清单，并且确保各地执行过程中不走样，考验着政府相关部门的决策和执行力。

而战略门槛同样是政府和企业共同面临的考题。新基建所指向的七大产业领域都带有相当明显的“无人区”性质，也即试错成本较高，这就要求政府和企业在制定相关战略时，必须将符合自身承受能力和市场接受度作为不可或缺的考量因素，过于激进的投入乃至扩张战略未必合适。

相对于企业的市场自发试错而言，我更担心的是部分地方政府在新基建上贪大求全，或者将其异化为某种政绩指标。如果采取类似错误的战略指导模式，必将对国家新基建体系建设带来不利影响。

在资金门槛上，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企业都要承受压力和挑战。对于企业而言，新基建属于高投入、慢回报领域，阿里巴巴关于云计算十年“蹉跎”、马云豪言“先砸一百个亿”的故事广为流传，一方面证明了阿里当初在云计算方面的远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云计算本身的研发及应用复杂多变性。而在未来的新基建中，类似重大挑战会层出不穷，这会对企业资金运用能力形成考验，也需要更多样化的融资“供血”。而政府财政主导的新基建项目，如何建立更为科学的投入产出量化考核机制，也将是一道难题 。

人才门槛同样是中国新基建要跨过的一道坎。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例，清华大学此前发布的《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8》显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人工智能杰出人才比例显著偏低。美国在人工智能杰出人才数量上遥遥领先，累计高达5158人。虽然中国人工智能人才总数位居全球第二，但杰出人才数量为977人，不及美国的五分之一，仅排名全球第六。

除了领航级人才的缺乏，在基础人才培养上，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牵头制定的《人工智能产业人才岗位能力标准》显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人才将迎来百万级缺口。

就此而言，中国新基建体系建设的风口已经“起势”，但仍然需要通过加大市场开放、制定既有前瞻性又不过度的战略部署、建立与新基建所需的多样化融资通道、加快本土新基建所需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从而加速成型新基建的软硬件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