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家有账可查的财产
在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中,孔祥熙和宋霭龄为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做了不少事情,这一点是不会被人们忘记的。1945年孔祥熙下台的时候,虽然经过了八年抗战的巨大消耗,但国民党的国库里仍存有9亿多美元,600多万两黄金。由此足见孔祥熙立的“汗马功劳”,堪称国民党的“聚敛之臣”。
但与此同时,孔祥熙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抗战的名义下，假公济私,营私舞弊,巧取豪夺,中饱私囊,大发横财。有人给国民党四大家族概括为“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兄妹孔家财”,不无道理。
孔家倾向于独资经营,以商业为主。开始从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倒卖铁砂,继而创办祥记公司和裕华银行。后来，又创办了广茂兴、晋丰源药店。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党政治、经济重心的西迁,孔家的银行、商号也迁到了内地。
在兵荒马乱,工厂和商号纷纷倒闭的战争年代,孔家的实业却迅速地膨胀起来。祥记公司迁到重庆后,趁战时物资紧缺之际,自备卡车,从西南边境购进洋货运往内地倾销,攫取暴利。广茂兴、晋丰源也是囤积大量药品，进行投机生意。不久,孔祥熙还创办了庆记纱号、强华公司、恒义升贸易公司等独资企业。
孔祥熙还握有可观的房地产。孔祥熙充任工商部长时,就在南京高门楼20号兴建一座中西合璧的住宅。这座住宅内有两间卧室,还有两间会客室和两间办公室。院内一条通道直通大门,两边各有一排厢房,供警卫人员居住。这所住宅虽然不大,但却布局舒适,厅前厅后都是花园,周围绿树成荫。
在重庆,孔家有两处宅院。一处是国府路范庄的孔公馆，一处是南温泉的别墅，仅就孔家这座郊外别墅来说,环境之宜人,陈设之华丽非同寻常。四川有名的花溪河从山间的小谷流出来,顺着悬崖形成三叠澡布,发出虎啸的声音,当它溅落在石板上,象落入银盘的大小珍珠,活泼乱跳,煞是好看。孔祥熙家的宅邸就坐落在这个虎啸口的山顶上。
尽管时处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但宅内却犹如世外桃园一般。地毯和漆得流光铿亮的过道常使孔祥熙犹豫不前，他在想是从地毯上走还是踩着地板走?素有洁癖的宋霭龄两者都不许弄脏。这时的孔宅比在南京可威风多了。因为孔祥熙不仅是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而且是行政院院长了，他的卫队就比以前规格高多了。院内的副官、便衣警察、汽车司机等都佩有“尘”字样的证章,抬轿的轿夫则在背心上印有一个蓝底白字碗大地“出”字。人们一看就知是孔家的家丁。
抗战胜利后,孔祥熙仅在上海购置的房地产就有四川路的嘉陵大楼、淮海路的培恩公寓、新康花园、武康大楼、永嘉路的庸村等。这些不动产,在当时估价为“几百万美元”。
此外,孔家在太谷、广州、香港、美国等地都有住宅。其中尤以在美国里弗代尔独立路490号的深宅大院壁垒森严,俨然是独立王国。美国联邦调查人员曾企图监视这个大院的内情，但因该院隐蔽在树丛中，与邻里彼此相隔太远，谁也看不清院内的情况。孔祥熙和宋蔼龄在这里安度晚年。
孔家敛财的手段和途径
仅凭孔祥熙办的企业，远不能成为“孔家财”。他之所以成为富翁,主要依靠鲜为人知的各种不正当手段和途径取得的。
1.洽购军火中获取佣金
孔祥熙赚大钱是从购买军火,获取巨额佣金开始的。早在1932年,孔祥熙奉命以考察实业特使名义前往欧美洽购军火时就开始大捞回佣金。
1933年4月,孔祥熙充任中央银行总裁以后,就完全掌握了购买军火的大权。为了便利出面洽购军火,于1935年7月成立了隶属于中央银行的中央信托局,专办订购军火事宜。孔祥熙自兼该局的理事长,掌有实权。
在多年的战争中,孔氏父子独霸军火交易,其回扣悉数独吞。虽然无从详知具体数额,但可以肯定,仅此一项就不是一个小数目。这是孔家开始暴富的重要途径。
2.操纵外汇,伺机谋利
1938年3月,国民政府颁布了外汇清核办法,规定由政府控制外汇,审批大权握在孔祥熙手中。这便为孔家套取大量外汇,进行倒卖提供了方便。
就在希特勒对波兰发动闪电式攻击的前几天,德军匆忙撤离香港。孔令侃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告知正在香港的宋霭龄。宋霭龄马上指使帐房倾巢出动,把国家的外汇挪用,大肆抢购美国军火、飞机等厂商的股票,倾刻间便借战争发了一笔横财。可见,孔祥熙操纵外汇审批大权,凭其掌握的外汇信息,由夫人子女出面,大肆套购外汇,从事投机活动,获取巨利,是其发财的重要途径之一。
3.债券舞弊中谋取暴利
担任财政部长的孔祥熙是利用“谣言”的高手。整理旧公债,发行新公债时,孔祥熙故意放出“此举意在停息”的谣言。对国民政府发行的公债本来就不信任的人们,听此谣言后,纷纷抛售旧公债。一时间,债券价格惨跌,见此状,孔祥熙暗中派出财政部次长徐堪、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国货银行董事长宋子良等组织的“三泰公司”,倾其所有款项将旧公债购入。
几天以后,孔祥熙出面辟谣,债券价格立即回升以至暴涨。仅此,造成了许多人倾家荡产甚至自杀,而徐堪、陈行、宋子良等人却赚了几千万元的暴利。仅孔祥熙一人就在这一出一入间“获利3000万元之巨”。这一秘密被人们发现后,送他们以“三不公司”的贬称,即徐堪“不堪”,陈行“不行”,宋子良“不良”。而这“三不公司”的后台老板就是孔祥熙。
4.走私贩私,囤积居奇
1940年某日,孔家二小姐派中央信托局运输处长林世良押车,从缅甸走私价值3000万元的货物,偷偷运往重庆,不料途中被军统所辖的缉私站查获。被扣的林世良自以为后台硬，毫不在乎。当时有人向他示意,把孔家王牌交出便可免去一死,可他相信孔家会暗中保他平安无事的,终未讲出孔家是后台的实情。
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这时正和孔祥熙不睦,乘机向蒋介石告发,孔祥熙因此受到内外夹攻。为了保住自己,只好舍卒保帅。在第二年,经军事法庭审讯后,林世良终于作为孔家的牺牲品被处以死刑。而真正的孔家走私犯却安然无恙。
1945年夏天,重庆市长贺耀祖有一天忽然接到蒋介石的密令,要他迅即将指名的几个私家仓库封闭,听候处置。当贺耀祖的秘书吴浩宇持蒋手谕,带着警察前去封闭时,发现孔家仓库里有价值4000万元的东西,其中有百货、西药、呢绒、布
匹等物品。这时库房周经理电话请示“老板”后,对吴说:“老板愿送60万元给您作茶资,并指示我:吴先生清廉而精明,实为市府第一好官,要我诚恳款待呢!”
吴浩宇安闲地说:“贵老板讲我清廉,可也不见得,但要钱切忌少,如有个三四千万元,我是要的”。周经理急忙说:“这样岂不是要我把东西全部交出来吗?”接着又说:“由我作主,再送个上等西装整套,当个换季吧!行吗?”然后,大摆宴席款待吴秘书。吴没料到酒中有药，只饮两杯就醉倒了。当把吴浩字送回家的过程中,孔家已把仓库一扫光了。
事后,贺市长对吴浩宇说:“老吴,你好险呀!入虎穴而平安归来,真是吉人天相”。
据说,当孔家得到周经理的电话时,孔二小姐主张把吴干掉,再和贺耀祖竞技;但老孔不许,“要进行计取”。也许,吴若拒酒,是会饮弹的。事后,贺耀祖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心照不宣,不了了之。
5.制毒贩毒,损人肥己
抗战前,孔祥熙和杜月笙等人,合伙在上海“南京保安队”队部建造鸦片工厂,其收入主要供给蒋介石“围剿”红军所用。1932年到1934年间,蒋介石为了要大规模的“围剿”红军,购买了120架飞机,其费用就出自这个鸦片工厂。孔祥熙和杜月笙理所当然地从中捞到了不少油水。
蒋介石50寿辰时,杜月笙特意送给蒋介石一架飞机,命名为“反毒号”,这对制毒后台老板蒋介石真是极大的讽剌。1938年蒋介石政府迁到重庆后,杜月笙和戴笠为了偷运烟土出境,成立了一个“港济公司”。以该公司名义,勾结法国商人奥迪南将烟土从云南、贵州、四川等地运往越南出售,进行国际贩毒活动。
有一次,一宗大交易准备启运时,还没拿到国民政府财政部签发的出境证。由于戴笠与孔祥熙关系不睦,杜月笙就让此次贩毒承办人范绍增拿上500万元的支票,买点东西送礼。范绍增实在想不出买什么好,便把支票拿给了孔祥熙。当孔接过支票时,尽管嘴里连声讲:“太多了,太多了!”但还是急忙将支票塞进了口袋。这一着胜过一切,果然,第二天戴笠就拿到了签证.用一个排的武装特务,押着几十卡车的烟土顺利到达了镇南关交了货。戴笠等人获利“3500多万元”。
孔祥熙深知这是违法的见不得人的事情,所以,一再瞩咐办事人员“对任何人都不要泄露这件事情”。
6.滥发纸币,从中渔利
由于战争的需要,法币发行量逐年增加，国民党滥发纸币的结果,不仅使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而且也为孔祥熙提供了又一条中饱私囊的渠道。印钞所需的纸张均有回佣,主管此事的孔祥熙便理所当然地享用了这份回佣。具体办事人员称“大部分还是要孝敬宋霭龄”。
孔祥熙任中央银行总裁期间,印钞都在美国和英国,孔祥熙不知得到了多少回扣。据统计,1937年6月发行了14.1亿元,而“八年抗战共发行103190亿元”,约增长了7300倍。如此猛增的印钞数,回佣金数目之庞大也自不待言。所以,孔祥熙对其秘书说:“发行公债真麻烦,付息,抽签还本,又弄不到几个钱,不如印发钞票,简单得多。”
7.公私不分,假公济私
在任中央银行总裁10余年间,孔祥熙把中央银行视为私人的“帐房”,不仅孔公馆的一切开支由“中行”承担,而且还以“中行”的资金资助自己的裕华银行,从事投机活动。
孔祥熙继任宋子文中行总裁之初,借职务之便,竭力扶植“裕华”。他曾密函副总裁陈行示意“中行”天津分行经理李达,要他对天津裕华银行以特别的关照。
抗战初期,裕华银行迁到重庆,更是得天独厚,“四行”商业贷款必有它的份。以“中行”的大量钞票作后盾,“裕华”的投机活动力量也随之雄厚起来。仅以1941年计,“裕华”就从“中行”透支3000万元。事实说明,孔祥熙发家致富的主要手段是商业投机,而商业投机的主要资金来源于中央银行的滥发通货。因此,孔祥熙对于需要花费更多的资金去经营工矿企业,始终没有多大的兴趣。
此外,孔家不论为公为私,都悉由“中行”如数报销。孔家不仅办公用品,诸如笔墨、纸张、铁柜等等公馆的开支均由“中行”报销,即使是宋霭龄及子女们想买的东西，“只要示意,不用开口,就会百事舒齐,而且不用破费分文。”甚至宋霭龄随同孔祥熙出国访问时,几百双长简丝袜都是用的公款。就连孔令俊打伤警察所需的医药费也不例外。
孔祥熙利用手中的特权,不择手段富甲天下,他的财富由于来路不善,不仅给广大民众带来无法统计的灾难,而且也给国民党财政经济造成了无以挽回的破坏。它给国民党的形象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魔影。
孔家财富的估计
孔家到底聚敛了多少财富?这早已成为人们纷纷议论的话题。1948年11月底,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已成大势所趋,蒋介石派宋美龄又去华盛顿求援。然而,白宫的主人却一反常态。杜鲁门不仅拒绝了她的求援,还对报界发表了一项不无失礼的声明,披露了美国援助蒋介石的“总额已超过了38亿美元”。
与此同时,杜鲁门对其助手谈论到蒋介石阵营中一些舞弊之徒时说:“我敢和你们打赌,10亿美元(美国贷款)今天依旧在纽约”。但不久杜鲁门听说,银行界人士向国会议员提出了关于孔、宋两家在曼哈顿实际上积蓄了20亿美元的指控，杜鲁门这才发现此前对孔家财产的估计太保守了。杜鲁门立即下令联邦调查局（FBI）对这些传闻进行秘密调查,“查明涉及款项的确切数目和钱存在什么地方”。
调查各大银行当然会受到阻力。因为,为蓄户保密是银行的规定,谁愿意由此吓跑存款大户呢?在大通银行和花旗银行调查的结果是:宋子文存款7000万美元,宋霭龄存款8000万美元,宋美龄存款1.5亿美元。
在曼哈顿银行调查时遭到了阻挠。起初透露了一些存款情况,但后来的回答变成了“查不到任何材料”和“无可奉告”。
尽管如此,联邦调查局还是发现了一个有价值的情况,孔家在美国的大部分动产存在孔祥熙在纽约任董事长的中国银行里,而宋子文则存在旧金山的广州银行里。如再向这两家银行调查孔、宋两家的存款数目,无异于与虎谋皮,太不明智了。
孔祥熙在美国的存款确实无法调查出准确数目。这首先因为孔祥熙家族在美国并非美国公民,他们是以国民政府要员的身份到美国来的。后来,是以特殊名人的地位居留。这样,他们得以免除各种登记。存款时,没有任何义务说明自己的财务和活动。就是在60年代初,孔祥熙暂短去台湾返美时,在机场的移民局登记他的身份时,仍是“官员”,属于“A一1”身份,立即通关。所以,孔家的人在美国生活、投资、开银行、存款等等活动,既无各种义务,也不受任何限制。
其次,孔祥熙的存款既然来路不善,也就不可能堂而皇之地都以自己的名义存在有名的大银行里。比如,1939年夏,中央银行外汇平准基金委员会奉美国政府指示,决定冻结中国私人帐户在美国的存款,其目的是为了限制中国国外资金转移。这个决定是由美国驻重庆代表福克斯向孔祥熙秘密传达的。孔祥熙当时不动声色,以向蒋介石汇报为由,回到了机关。之后立即用私人电台电告远在香港的宋霭龄。宋霭龄接电后，迅即召见中信局副局长、宋霭龄自己的私人帐房赵季言,要他第二天就飞往美国,把孔家在美国的存款全部化名转移。赵季言很快完成了任务。
第三,孔家在英国、香港等地都有私存。1944年6月,宋霭龄及其次子孔令杰夫妇陪同以治皮肤病为名的宋美龄飞往巴西,住在瓜纳巴拉海湾中有名的小岛上。这世外桃园是专供巴西政府达官显贵休养的胜地。在这里居住的两个月中,宋霭龄携带巨款,多次与巴西的地方官员吉塔里欧·瓦嘉士周旋谈生意。
宋霭龄给该商人一笔为数可观的钱,换得在圣保罗经营企业而不需登记资产明细帐的条件。宋霭龄于是便在南美沿途投资,包括将巨额金钱存放在阿拉加斯、布宜诺斯艾里斯以及圣保罗的银行。同时,还购置了石油、矿业、船业、运输业的大宗股票。
第四,孔祥熙在美国东西两岸的城市都有许多公寓和办公等不动产。至于手中的古玩、珍宝、黄金等就更无法估价了。
孔祥熙家的财宝有多少不得而知,但知道的是,宋霭龄贮存金宝玉器的保险箱都是编成号的。虽然难以弄清孔祥熙财产的准确数字,但综合国内外人士的估计,便可知其大概。美国著名作家西格雷夫说:“他(孔祥熙)和霭龄共拥有(往少里说)近10亿美元的财产,其中大部分已颇有远见地转移到国外。”
美国联邦调查局估计宋子文的财产已超过10亿美元。孔祥熙和宋霭龄的财产“亦近此数”。长期在中央信托局任秘书,并在孔祥熙掌握的西南运输公司和中国进出口公司工作的徐家涵估计孔祥熙下台前搜刮到的财产在“美金10亿美元以上”。这些可以算是孔祥熙家离开大陆时财产的近乎公正的估计。
其实,这些还不包括其子女的财产,也没有包括人们不可能知道的隐蔽财产。1938年2月,日军向山西上党进犯时,孔祥熙在长治城内开设的祥记公司迁逃之际,由经理郭凯、副经理王大宾和几名职员清点装箱带走的东西之外,按照孔祥熙的吩咐,将装满银元、银锭以及少部分金条的三口7斗缸和一口2斗缸埋入了公司的地下。
长治解放后,1949年在城市规划建设中拆除祥记公司旧址时,才发现了这批财富。人民政府将其折合人民币投资修建了长治市工人俱乐部。
面对孔家财产的议论和指责,孔祥熙反唇相击:“我本来就有钱,后来做了官自然也积聚了一点,加上平时省吃俭用，这样财富才有所增加,却被穷小子自己不会弄钱而来攻击我，实在太无聊了。”这种掩耳盗铃的说法只能是欲盖弥彰,不值得再费笔墨了。
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对孔家的财产问题,曾气愤地对作家默尔·米勒说:“他们都是贼,个个都是贼...他们从....我们给蒋送去的38亿美元中,偷去了7.5亿美元。他们用这笔钱在圣保罗搞房地产投资,他们有的房地产就在纽约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