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有大川，亦有名山。

元代凌岩作《九峰诗》，被认为最早记录了松江、青浦等地的秀峰之色。明代《正德松江府志》记载：“府境诸山皆自杭天目而来，累累然隐起平畴间。长谷以东，通波以西，望之如列宿排障。”

在这绵延的山峰中，佘山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那一座。佘山分东西二峰，现今与附近的天马山、凤凰山、小昆山等12座山峰组成佘山国家森林公园。其中，东佘山高百米，是上海地区的最高峰。

据《崇祯松江府志》记载，佘山之名来源于“有佘姓者养道于此”。又“因土宜茶，产笋，有兰香”，佘山还有一个御赐的别名“兰笋山”。另外，佘山的西山有“西霞山”的美称。

因山势平缓、景色怡人，佘山吸引了众多名士来此采风、游历甚至筑屋隐居。除了明代名士陈继儒隐居于此，还有兰溪吴孺子“过松江南禅寺后，移居东佘白石山房”以及“致仕归，居佘山，终岁不入城市”的青浦人王清亮、“丁国难，服僧服，隐居东佘山”的王顼龄等。

据《崇祯松江府志》记载，佘山上有一“聪道者塔”。聪道者即僧人德聪，7岁出家杭州慈光院，13岁具戒于梵天寺，后结庐佘山之东峰，传说有二虎为卫。

还有一位叫秀道者的出家人，初居东佘山华藏庵。定中闻潮声雷涌，俄见大士乘巨鳌冉冉潮端，因而更庵名为潮音。复结庐其间，建塔山顶，营普济院。“工毕，化去。”

董黄的《佘山赋》曾用华丽的辞藻描绘佘山旖旎的自然山色：“延袤九里，穹窿数仞。既虎视而争雄，复鹰扬而靡定……翠嶂烟封，赤城霞起。因断续而分峰，逐高卑而连理。蔽日月而时亏，兴云雨而不止。”

董宜阳的《西霞山诗》更是把佘山拟化为一位翩跹仙子：“我本烟霞姿，雅志在丘壑。弱龄思远游，气欲凌五岳……翩翩蹑紫烟，芙蓉宛如昨。玉峰千丈飞，瑶泉半空落……松色画苍苍，桃花春灼灼。氤氲异香飘，仿佛天籁作。”

这一通溢美之词似乎超越了佘山的真实景色，但艺术的升华并不突兀。它是诗人心中对佘山仙境的艺术想象，并且这种想象引发众人的共鸣，反过来推动佘山成为文人聚集风雅的所在。

如元末明初的陶宗仪作诗曰：“桃源只在人间世，三老相逢莫问年……一棹归来潮正落，溪头好似米家船。”

除了聚贤士、宴嘉宾，佘山还是文人涤尘襟、洗刷胸臆的寄托处。王鸿绪的《佘山》云：“地自东佘旧，名因处士庐……同行有支许，从此涤尘襟。”屠旭的《骑龙堰》云：“泽国无高山，九峰娟以秀……游目天地宽，洗刷胸臆陋。”

在名人效应的影响下，佘山逐渐成为一处热闹的游赏胜地。《崇祯松江府志》记载，自茶笋之候，九峰惟佘山、神山、干山画舫鳞次，征歌载酒，游者无虚日。大意是说，每到春日茶笋上市，佘山上的游人遍布山间。

清人沈迈作《佘山竹枝词》，记录了佘山游人眼中的山景：“春风二月三月天，桃花杏花开相连。行人折花莫折柳，留待栗留鸣树巅。”

诸联的《明斋小识》写道：“九峰为云间胜地，春秋佳日，足供眺赏。佘自二月初八至四月初八止，游人不绝，四八两期，暄阗尤甚。画船箫鼓填溢中流，绣幡憾细钗，纷纶满道。村女狡童之买离乡草、不倒翁者交错于道。”

此处与明朝郎瑛在《七修类稿》中描写西湖游人如织胜景几乎一样：“吾杭西湖盛起于唐，至南宋建都，则游人仕女画舫笙歌，日费万金，盛之至矣。”

可以说，这是佘山对当时江南文化核心区典型景观的翻版复刻。由此，佘山也成了一处像西湖那样“半城半郭”的江南文化之精神家园。

近代以来，随着交通的改善以及张叔通《佘山小志》的出版，佘山再次成为受到上海民众喜爱的一处自然山水旅游地，其人气之旺一直延续到今日。由此，佘山完成了“郊野山林—文人雅集地—游赏胜地”的转变，一步步走入普罗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副研究员 王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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