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近期香港的一桩离奇豪门分尸案,电影《正义回廊》被赋予了更多现实意义。
这部电影由《踏血寻梅》导演翁子光监制,改编自一宗真实的弑亲分尸案。去年在香港上映后,斩获了四千多万港币的票房,创下“香港三级片票房冠军”的纪录。
影片目前也以16项提名领跑香港金像奖,很有可能会成为本届大赢家。
在蔡天凤一案以前,看完《正义回廊》,你至多感慨“香港人还是会拍奇案片”。
而在蔡天凤案发生后,可能最大的感受是:这部电影拍的居然不是猎奇,而是现实。
看似它改编的只是一宗十年前的案件,案件本身的奇情和创作者舞台剧式的表现形式,为观众制造了一层虚幻的、安全的心理屏障。
然而银幕下的故事,却如此吊诡地映照了其真实性。
那些扭曲的、反人性的、骇人听闻的凶杀,直到今天也在我们的身边上演着。观影的每一分钟,你都能感受到一种更为令人不寒而栗的现实感。
1.名人
蔡天凤一案中,最令人震惊的一点在于,死者是一名公众人物,在社交平台活跃且有诸多粉丝。
而在《正义回廊》的案件里,第一被告张显宗也试图将自己“炮制”成名人。
在杀死父母后,张显宗谎称两人去大陆旅游后失踪,假意和哥哥一起在Facebook开设了专页寻亲,甚至特意找来《苹果日报》拍摄影片。
舆论发酵后,不少网友指出视频里的他肢体语言奇怪、目光闪烁,推测他可能是案件元凶。
眼看事情即将败露,他索性在游戏群组和WhatsApp里自曝是自己杀了人——当然,这种行为称不上是自首,无非是失败者最后的、英雄梦式的自我陶醉。
从旁观者的视角来看,这种假意寻亲的行为从一开始就可笑之极,根本就是在自掘坟墓。假如没有这么胆大妄为,或许也不至于这么早败露。
但对于张显宗而言,这似乎就是他人生中等待已久的“主角时刻”。
影片中,导演也用了多种表现主义的形式来解构他身上的表演欲。
例如他曾经去应征A片男主角,夸夸其谈色情片的艺术标准。
又或是在幻想之中,他将自己扮成希特勒的模样,振臂一挥,高喊出诸多豪言壮语。
一个想当演员、想得到关注的人,最终借由肢解自己的父母,得到了人生之中最大的、最血腥的舞台。
此类罪犯在过往影视作品其实并不少见。
《正义回廊》比较有想法的一点是,在这部电影里,张显宗其实从没有得偿所愿,成为过真正意义上的「主角」。
影片前半部分的重头戏在于庭审。
辩护律师和监控官各自在庭上你方唱罢,我方上场,唇枪舌剑,精彩纷呈。而张显宗不过是坐在被告席上的沉默观众。
唯一可能属于张显宗的主角时刻,是被告的个人自辩。但最后他几经犹豫,还是选择了放弃自辩。
于是那束万众瞩目的聚光灯,最终也没有落到他身上。
到了影片的后半部分,焦点则来到了第二被告唐文奇身上。
戏眼变成了唐文奇是否有罪、能否获罪。
身份和权力的置换,再一次以最为微妙的形式发生了。
原本,这个案件里,谁主谁次一目了然——张显宗是高智商的主犯,唐文奇则是低能的、被操纵的从犯。
然而,在庭审的制度下,正因为张显宗是主犯,他的罪名清清楚楚,所以也不存在讨论的余地。
反而是唐文奇,因为不确定是否有罪,才需要被反复斟酌、咀嚼、思考。
唐文奇站到了焦点之下,唐文奇被所有人“看到”了、甚至“同情”了。与之相比,张显宗反倒成了无关紧要的配角。
而另一方面,张显宗自诩演员、自认表演欲旺盛,其实从一开始就被所有人看穿了。人人都知道他很坏、他很假。充其量他只是个拙劣的表演爱好者。
反倒唐文奇——没人知道他是真傻还是假傻,是真的被操纵还是假意被操纵。
当他站在法庭上,无助地哭泣时,哪怕作为观众的我们,也无法从中看出一丝端倪。
在这一刻,他才是最好的演员。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今年的金像奖,片中这两位男主演都提名了最佳男主角。
看似两人的角色对手戏不多——大多数时候,他们只能站在被告席上,各自沉默着。
但其实他们贡献了同等重要的表演,一高一低,一表一里。两人之间并没有第一和第二的区别。
在剧作层面上,他们各自填补了彼此的缺失,也完整了彼此的罪恶。
2.阶级
早年的香港碎尸案里,凶手和死者往往都是社会的底层人士。
这背后其实暗示着一种社会偏见和污名化:凶手是底层人,才会选择如此“不体面”的杀人手法;死者也是底层人,才会落得如此“不体面”的下场。
包括《踏血寻梅》的“王嘉梅案”,援交少女和货车司机,也着重强调了双方所共有的边缘人属性。
但在《正义回廊》以及蔡天凤一案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阶级的共性,反而是阶级的差异。
是社会阶层的鸿沟制造了缺口和杀戮。
影片中典型的对于精英阶级的刻画,以周文健所饰的检控官朱爱伦为代表。
这个角色能够满足你对司法假发的全部想象。他说着一口流利的英文,庭上咄咄逼人,庭下养尊处优,连“搭直升机去金钟吃饭”这种话都能说得出。
他身上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他一直在努力去捍卫正义、捍卫真相。
但观众始终很难代入他,因为他实在太傲慢了。
他审判的并不仅是罪犯,他无差别地审判所有人。律师、陪审团、普通大众……在他眼中可能都只是“未开化的小猪”。
这也正是影片对于「精英」一词的定义:他是对的一方,代表正义的一方,因为绝对正确,所以可以蔑视所有人——可是,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绝对正确”吗?
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底层,则是第二被告唐文奇。
唐文奇外表痴肥,家境贫寒,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不懂说英文。还因为自杀未遂,而导致脑部永久受损,智力低能。
他甚至不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从前他依赖姐姐而活着,后来又依附于张显宗而完成了杀人。
方方面面,他都是一个绝对的失败者。
但讽刺的是,他也是快乐的。因为不懂,所以容易满足,所以总有人保护。上了法庭,也能成功博得陪审团的同情——如大状所言,傻人有傻福。
时代的阶层已经被固化,能够安于现状、活在自己的阶层里的人,都不会不幸福。
痛苦的,是仍然妄图改变的人。
在第一被告张显宗身上,我们就看到了一种阶级的割裂性。
他身上有属于精英的一面:中产父母,曾就读于墨尔本大学,英文流利,张口便是掉书袋。
也有底层的一面:他的身高、贼眉鼠目的长相、孤僻的性格,以及失败的事业。
你无法定义他,他也无法定义自己。
他极力扮演社会层面上的成功,所以不肯面对自己的失败。理想自我和现实自己的撕裂感,对于无能的愤怒、不甘,使他永远备受煎熬。
当然,换一个角度来说,在任何一个时代,有能力的人都可能靠自己来改变阶层;而诉诸于暴力的他——或者“他们”,终究还是无能的。
因为他们能杀的,只有对自己最没有防备的人。
只有世界上唯一还会爱他们、善待他们的人。
这一点,在这两宗案件里都能够适用。
可能最让人不寒而栗的一点是,两宗案件的直接导火索,居然都是房子。
令前夫一家决定对蔡天凤痛下杀手的直接原因是一栋豪宅。而《正义回廊》中,彻底激怒张显宗的,也是父母逼他将房产权转交给哥哥。
《维多利亚一号》的故事从来都不是一个B级片,或是一个恶趣味的玩笑。
这是真切发生在这个时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鲜血淋漓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