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晚，人民日报出版社邀中国银行前行长、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研究工作组组长李礼辉直播开讲《数字货币可能重构全球货币体系》，受到热烈关注，观看人数达42万+。以下是直播内容全文。
中国银行前行长、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研究工作组组长李礼辉
大家知道，2009年，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比特币刚面世时，几乎是静默无声的。10年后的2019年6月，由全球社交网络巨头Facebook主导的数字货币Libra登场，则给全球的金融圈带来了巨大的震撼。这是因为，Libra的目标是，成为一个不受华尔街控制、不受中央银行控制，可以覆盖数十亿人的全球性货币和财务基础设施。最近，我国的法定数字货币在很小的范围内开始试点，也受到了高度关注。
斯坦福大学教授Brian Arthur指出，“经济会随着技术的进化而改变它的结构，即改变它的制度安排方式。”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课题是：数字货币到底会不会重构全球的货币体系？
采用数字化技术的货币形式可以称为数字货币，我把数字货币可以区分为法定数字货币、虚拟货币、可信任机构数字货币和超主权数字货币。这里分别讨论。
一、法定数字货币。
关于法定数字货币，业界的看法相对一致。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法定数字货币将如何传承与替代传统的法定货币。
我认为，具有法定地位、具有国家主权背书、具有发行责任主体的数字货币构成法定数字货币，或称中央银行数字货币。
多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早就宣布启动数字货币研发。不过，由于数字货币可能应用的数字技术，包括共识机制、分布式账本等区块链技术，以及加密算法、对等网络等基础组件技术，目前还无法达到超大市场零售级别的高并发需求。因此，关于法定数字货币的基本架构，各国还在论证和权衡，尚未最终做出抉择。
多数专家学者认为，法定数字货币具有潜在的好处。
一是可以节省现金流通的成本。特别是在偏远而又辽阔的地区，以及在跨境零售支付的场景中，能够有效降低现金流通成本，也有助于防范假币。
二是可以强化支付系统的公共属性，推进普惠金融。能够为公众提供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支付工具，可以不再需要商业银行账户，甚至不再需要商业银行中介。
三是可以为数字资产交易提供端对端的可靠支付工具。在数字资产市场中，法定数字货币应用智能合约和密钥技术，能够按照约定商业条款和适应法律自动执行价值转移。
四是可以加强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特别是在经济长期衰退阶段，便于实施负利率等特殊货币政策。
专家学者也在评价法定数字货币潜在的风险和问题。
一是可能削弱商业银行的初始信贷能力和盈利能力。公共存款可能从商业银行流向中央银行，迫使商业银行提高利率以获得资金，留住客户。
二是可能更容易触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当金融市场出现波动时，信用等级较低的商业银行可能出现难以控制的数字货币存款挤兑，并引发连锁效应。
三是中央银行拥有货币市场调控更加直接的权力，但可能承担更加直接的责任。央行资产负债表将大幅度扩张，经济危机发生时央行必须向商业银行提供更多的流动性支持。
我国市场远大于其他国家，研发法定数字货币，理应更加关注高并发市场中数字货币工具运行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根据央行官员公开披露的信息，这里做一些解读。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可能称作“数字货币与电子支付”，即DC/EP，Digital Currency/Electronic Payment。
第一，采用双层运营投放体系，传承间接发行模式。
应用分布式账本技术，法定数字货币可以选择“中央银行-公众”的直接发行模式。在直接发行模式中，中央银行可以直接吸收公众存款，这将削弱商业银行的初始信贷能力。
我国的法定数字货币应该会选择“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公众”的间接发行模式，以保持现行的货币市场运行机制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传承现行模式的好处是节约和稳健。一是不必另起炉灶再造金融基础设施，有利于节省投资；二是不必除旧布新重构货币发行与管理格局，有利于管控风险；三是不必瞻前顾后衔接不同特性的货币发行模式，有利于稳定市场。
第二，采用并行技术路线，坚持央行中心管理模式。
一些权威专家认为，“现有的区块链技术无法达到超大市场零售级别的高并发需求。”基于这样一个判断，法定数字货币目前应该会保持技术中性，不依赖单一技术。可能采用“赛马”机制进行技术路线的竞争，指定不同机构采取不同技术路线并行研发，通过技术竞争和市场选择实现法定数字货币的系统优化。
更重要的是，中央银行应该会坚持中心化的管理模式，以保证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可靠性，保证货币调控的效率。
央行对智能合约一直保持审慎的态度，但可能会支持有利于货币职能实现的智能合约技术应用。
第三，采用“账户松耦合”方式，替代货币M0。
微信支付、支付宝等电子化支付工具采用“账户紧耦合”方式，需要绑定银行账户，通过银行账户进行价值转移，在实名制的账户管理制度下，无法实现匿名支付的需求。
我国的法定数字货币可能采用“账户松耦合”加数字钱包的方式，可以脱离银行账户实现端对端的价值转移，减轻交易环节对金融中介的依赖，并且可以实现“可控匿名支付”。
目前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设计可能只限于替代M0，即流通中的现金，而非狭义货币M1和广义货币M2。
微信支付、支付宝应用数字技术，构建以信任链接为纽带的移动支付和生活服务平台，突破传统支付模式，占领零售支付市场，已经实现10亿级的直线链接，在全球移动支付平台中排名前2位。
我国设计中的法定数字货币技术上可以脱离网络、脱离银行执行价值转移。这是有别于微信支付、支付宝的优势。但最终能否替代传统货币形式，取代新兴的电子支付工具，成为主要货币形式和主要支付工具，将会是一个市场抉择的过程。影响市场抉择的要素是：使用是否更加便捷，流通成本是否更低，大众是否乐意接受，从而是否能够形成具有商业价值的经济规模。
二、虚拟货币。
关于虚拟货币，业界的看法不尽一致。这里只是个人的一家之言，不足为训，请大家批评指正。
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是虚拟货币的经济基础与技术缺陷。
2019年以来，一些公有区块链社区相继推出coin或token，最为典型的是Bitcoin。如何定义coin或token？有的强调数字技术特征，将coin称为“加密数字货币”；有的强调金融属性，将token称作“通证”。我的粗浅看法是，如果认同货币的本质是“一种关于交换权的契约”，就应强调“交换权”的经济依托及其金融属性。coin或token不仅在虚拟社区内成为价值标记和支付工具，而且可以与法定货币交易，形成交易价格，也就具备了金融工具属性。因此，将coin或token定义为“虚拟货币”可能更为贴切。
同时应该明确，虚拟货币如果没有合格发行责任主体、没有实体资产支撑、没有足够的信用背书，也就区别于法定数字货币，也区别于可信任机构数字货币。
2009年，当比特币Bitcoin带着区块链标签面世时，很少人能够洞察未来。最近2年，虚拟货币大起大落，暴跌暴涨；有人挖矿，有人投机；有人发财，有人破产；极少数获准成为证券，大多数涉嫌非法集资。
2014-2018年，虚拟货币市场陆续出现派生花样。
一是“虚拟货币上市融资”（Initial Coin Offerings，ICO）。据不完全统计，全球ICO融资规模2014年只有0.26亿美元， 2016年突破2亿美元，2017年上半年冲高到12.66亿美元，其中我国国内的ICO融资规模占比高达31.5%。ICO属于众筹融资，未经批准的ICO可能涉嫌非法集资。
二是“分叉币发行”(Initial Fork Offerings，IFO）。比特币采用“去中心化”架构和有限的区块规格，随着时间的推移，挖矿所需占用的算力资源越来越多，网络拥堵越来越严重，交易成本越来越高。出于不同的技术解决路径和不同的利益诉求，比特币社区出现分裂，2017年8月第一个分叉币“比特币现金”BCH问世，此后陆续分出“比特币黄金”BTG、“比特币钻石”BTD、“超级比特币”SBTC等。
三是“稳定币”。在虚拟货币价格跌宕起伏之时，“稳定币”破土而出。市场份额较大的“稳定币”是Tether公司的USDT。Tether公司声称严格遵守1:1的准备金保证；USDT与美元挂钩，用户可以随时使用USDT与美元进行1:1的兑换。较大的“稳定币”还有TUSD、USDC、PAX、GUSD等。“稳定币”的问题在于，账户不透明，缺乏权威性监管。全球4大会计师事务所都不愿为“稳定币”背书，投资者看不到经过权威审计的账目。“稳定币”可能存在信用风险。
业界对于虚拟货币的批评，简而言之，莫过于“虚”字。我不完全赞同。我个人认为，虚拟货币得以生存和发展，其实具有经济层面的原因。
一是虚拟货币的生存土壤。“去中心化”架构的公有区块链社区本质上属于实行自规则的自组织，通行网络共识的治理机制和发行虚拟货币的激励机制，虚拟货币是参与者认可的等价物和支付工具。
二是虚拟货币的市场需求。虚拟货币交易可匿名、可跨境、难管制，既可用于公有链社区，也可用于灰黑色交易，可能成为资金非法流动的工具和投机交易的工具。全球“暗网市场”一直存在毒品、枪支、色情等非法交易，规模难以计量，需要“地下”可信任、“地上”难管控的支付工具。
三是虚拟货币的投机市场。例如，比特币大账户把握在少数人手里，有人估算，40%的比特币由大约1000个账户持有。这些“关键少数”位于食物链顶端，有可能操纵市场，掌控价格。币圈市场上的散户往往被“割韭菜”，损失巨大。
四是虚拟货币的造币成本。例如，比特币经由“挖矿”产生，必须依据特定算法计算哈希值，并经分布式账本系统确认一致。“挖矿”成本包括电费、工资、折旧、租金和维护费，有人测算目前每枚3000-4000美元。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关注虚拟货币的先天缺陷。
虚拟货币的技术性缺陷来自“去中心化”的公有区块链架构。在这种架构下，全网验证需要超大规格的数据同步，各个节点的运行能力需要达标和均衡。因此，无论是比特币，还是以太坊，至今仍然尚未解决交易效率和规模化问题。
虚拟货币的经济性缺陷在于，缺乏足够的实体资产支撑和信用背书，价值不稳定，投机性太重。2018年，比特币触底3158美元，比最高价缩水84%。全球虚拟货币总市值由年初的8350亿美元下降到1100亿美元，跌幅接近87%。
那么，如何预判虚拟货币的发展前景？
我认为，基于经济层面的因素，虚拟货币还将生存和发展，极少数可能扩张领地，大多数只能偏居一隅。未来，虚拟货币依赖的区块链底层技术创新如果能够突破规模化应用的瓶颈，虚拟货币的运行机制更新如果能够解决价值稳定问题，才有可能进入大众化的交易和支付场景。
三、可信任机构数字货币。
我把具有公信力的机构包括金融机构发行的数字货币，称为可信任机构数字货币。
这里提出“可信任机构数字货币”的概念，主要基于这样一些考虑：能够成气候的数字货币必须是可信任的，法定数字货币因为法定地位和国家主权背书而可信任，其他任何机构的数字货币要做到“可信任”，必须具备如下品质：
具有公众信任机构的信用背书；
具有商业价值的客户规模；
具有高效可靠的金融交易和支付平台；
具有可审计的金融资产支撑；
具有行政许可的市场准入。
近几年来，可信任机构数字货币陆续进入金融市场。
2017年7月，高盛获得美国专利商标局首个数字货币专利，高盛的数字货币SETLcoin首先瞄准证券交易清算市场，以避免传统清算方式的风险。
2019年2月，摩根大通宣布推出JPM Coin，用作Interbank Information Net（IIN）的支付清算工具，IIN计划链接400家银行，意图替代SWIFT系统。
2019年3月，IBM和Stellar的IBM BWW（Blockchain World Wire）主网上线，用于数字资产交易和结算，支持多种法定货币和数字货币实时汇兑。
瑞士联合银行主导的13家跨国银行计划于2020年推出基于分布式记账技术的“多功能结算币”，以美元、日元、欧元、英镑等主要货币计价，用于清算和结算交易。
上述这些金融机构推出的数字货币，主要用于范围有限的金融交易。
然而，Facebook准备推出的数字货币Libra，一开始宣称的目标则十分高调：不受华尔街控制，不受中央银行控制，覆盖全球各个角落。
这也许足以吸引大众眼球，但也足以引起金融监管的担忧和权势资本的恐慌。这就使Libra一开始就备受监管压力。就在Libra协会2019年10月14日首次召开理事会之前，Visa、Master、Stripe、eBay和PayPal等支付巨头宣布退出项目。
那么，Libra到底具有哪些颠覆性的潜力？Libra白皮书1.0有3个重点。
一是行业巨霸联合创始，覆盖巨大客户群体。
Libra由Facebook牵头，现有联合创始机构还有21家，包括线上支付、电信运营商、线上旅游、线上打车、电商平台、流媒体音乐平台、线上奢侈品平台等，仍然可以为Libra提供足够的信用背书，拥有覆盖全球的超过20亿的客户群体。
二是应用数字技术，构建独立的金融基础设施。
Libra应用联盟区块链的分布式对等架构，应用隐私计算技术保护数据隐私和数据安全，应用Calibra数字钱包，提供可以覆盖全球各个角落的点对点、端对端的交易和转账平台，不再需要银行，不再需要第三方支付机构。
三是以硬资产做支撑，维护独立数字货币的价值。
Libra协会成员的投资和用户购买Libra的法定货币，都将成为储备金，用来支撑Libra的价值。Libra用储备金进行低风险低回报的投资，与低波动率实体资产捆绑，以保持价值稳定。
Libra要达到西方国家的市场准入门槛，必须解决一些重大问题，主要是技术平台的效率和可靠性，商业运行模式的可行性和透明度，金融合规管控的实现路径和可信度。
Libra选择在瑞士注册，但能否得到各国金融监管部门的许可，关键在美国。美国近几年陆续颁发数字货币牌照和数字钱包牌照，在法律上似乎没有足够的理由拒绝Libra的申请。
面对金融监管机构、中央银行以及政客的担忧和质疑，Facebook如何寻求冲破重重障碍的可行路径？10个月来，Facebook双管齐下，似乎取得了一些进展。
其一，将Libra提升为国家的经济金融战略。
在法规之外，还有什么足以打动美国政客和政府？那应该是国家的经济金融战略。2019年10月23日，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长达6小时的听证会上，Facebook CEO马克.扎克伯格一再强调，Libra并不试图创建全新的主权货币，只是一个全球支付系统，而且在储备金中美元占最大比例；这将扩大美国的金融领导地位，以及在世界各地的民主价值观；如果美国不进行创新，全球的金融领导地位将没有保证；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超过美国，部分支付基础设施领先于美国，美国必须建立更加现代化的支付基础设施。
其二，严格遵循美国的金融监管法规。
2019年10月，我曾经提出：如果美国试图保持金融霸权地位并夺取数字货币全球主导权，有可能对Libra给予附加限制性条件的行政核准，例如，要求Libra锚定的法定货币篮子中增加美元比重以符合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要求Libra遵循关于反洗钱、反恐融资、反逃税的法律规范。
2020年4月16日，Facebook发布了Libra白皮书2.0，在满足美国政界要求、适应金融监管规则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前进了一大步。
第一，强化美元的货币霸权地位。
Libra网络将新增一类数字货币：锚定单一法定货币的数字货币，如≈USD/美元、≈EUR/欧元、≈GBP/英镑等。与此同时，发行全球性数字货币≈LBR，按照固定权重构成货币篮子，类似于IMF的特别提款权SDR。
Libra协会认为，对于在Libra网络上没有单一数字货币的国家，≈LBR是中立而且低波动性的替代方案，可以作为支付和结算工具。
在Libra的数字货币体系中，无论是≈USD，还是≈LBR，实质性的依托主要是美元。Libra事实上将成为美国在数字经济时代继续推进美元货币霸权的工具。
第二，强化金融合规标准。
2019年6月，Libra白皮书1.0宣称应用有中心的联盟区块链架构，但说明将在5年后采用去中心化架构。2020年4月公布的白皮书2.0则表示，将保持中心化的技术架构。
Libra协会承诺，将制定金融合规和全网风险管理的综合框架，建立反洗钱、反恐、遵守制裁和防范非法活动的严格标准，打击各类金融犯罪。
Libra协会承诺严格执行市场准入制度，负责对协会会员和指定经销商进行全方位的尽职调查，调查涵盖合规信息证明、经济能力证明，并且验证程序节点技术能力。对于破坏Libra网络完整性和安全性的会员，将予以剔除或驱逐。
Libra协会承诺充当金融情报机构FIU的角色，运行FIU功能，全天候监视Libra网络的活动，当检测到可疑活动时，依法向主管部门提交信息和报告。
四、超主权数字货币。
如果说，Facebook的Libra，在2019年6月还只是一张有点惊世骇俗的草稿，那么，现在就应该是一套可供施工建设的工程蓝图。从现有进展看，Libra有可能获得批准。
我们应该关注的是，Libra可能成为超主权数字货币；超主权数字货币可能颠覆与重构全球货币体系以及传统金融模式：超越国家主权，僭越中央银行，跨越商业银行。
一是可能冲击主权货币地位。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地位本质上取决于公众的信任，“法定”只是加强了公众信任。贝壳成为原始货币并非出于“法定”，而是公众认可的等价属性。弱小国家如果遭遇重大经济困难，主权货币就可能失去国民的信任，就可能被超主权数字货币所取代。发达经济体的主权货币一般不会退出货币舞台，也可能成为超主权数字货币的锚定对象，但货币地位有可能主次更替。
二是可能重塑货币霸权地位。超主权数字货币的霸权地位，将由覆盖范围、用户规模和实体资产规模来决定，全球有可能出现几个势均力敌的超主权数字货币系统。全球流通的超主权数字货币也许不再有明确的国别标签，最为重要的是公众认可的全球性商业信用和全球性数字信任。
三是可能形成跨越商业银行的金融体系。Libra这类数字货币很有可能进化成为超主权数字货币，形成可以覆盖全球各个角落的金融基础设施，从而可能从支付清算入手，逐步进入储蓄、融资、投资、保险、资产交易等领域，渗透平民大众的经济生活，全面争夺金融业的市场。
四是可能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人民币如果未能纳入全球性的数字货币体系，就有可能削弱未来的影响力范围。
这是现实的挑战，也是未来的机遇。
第一，数字货币将成为金融业数字化变革的基本工具。我国应该立足于数字金融健康发展，加快数字金融制度建设，抓紧制定区块链金融监管、数字资产市场监管、数字货币监管、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等数字金融制度。统筹规划、逐步建立数字信任机制。
第二，数字货币在未来的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居于核心地位。应有必要抓紧研究发行中国主导的全球性数字货币的可行路径和实施方案。应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实现路径，完善底层技术架构和应用场景设计。
第三，数字金融势必进一步强化金融的全球化。在数字金融全球制度建设中，我国应该积极参与并努力争取话语权。应该加强国际监管协调，促进达成监管共识，建立数字金融国际监管统一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