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秦朔
自媒体创业人、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就没出过国门。一晃两年多。一些去过的城市在记忆中越来越远，如消费电子展的举办地拉斯维加斯，移动通信大会的举办地巴塞罗那，巴菲特年会的举办地奥马哈。
世界似乎在变小，从国外到国内，到市内，甚至一个小区之内。
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报告，2019年中国出境游有1.55亿人次，2020年只有2033万人次。根据文旅部《2021年度全国旅行社统计调查报告》，2021年出入境旅游接近停滞，全国旅行社组织的出境旅游仅9400人次，而2019年为6288万人次。
在“闷死病毒”的同时，有的行业也奄奄一息。
好在这种收缩隔断正在反转，整个社会经济运行开始常态化。
何谓常态？常态就如空气流通和水的流动，天经地义。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而狭小、封闭、缺乏交流的环境，不仅伤害心情，还会扭曲视野，造成所谓“回声室效应”，即相近声音的不断重复，令身处其中者以为这就是世界的全部，一旦听到什么不同的声音就尽可能否定，思维逐渐僵化、极化、零和化。
人究竟是群的动物，是离不开连接的存在。东京奥运会延后一年，还是“激情聚会”了，北京冬奥会的口号就是“一起向未来”，再过4个多月，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也将上演。
世界经济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尽管“慢球化”（slowbalisation）、碎片化、分化、裂化等阴影出现，但普遍联系与分工深化仍是基本盘，分化再严重也难以一刀两断。例如，即使在俄乌开战、地缘经济分裂风险急剧上升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天然气依然通过乌克兰的陆上输气管道输往欧洲。根据双方2019年底达成的协议，将确保俄罗斯天然气在未来5年内通过乌克兰境内管道过境，乌方由此将获得70多亿美元。
对中国来说，开放是基本国策和鲜明标记。拆墙而不筑墙、开放而不隔绝、融合而不脱钩，是面对百年变局的战略选择。只要坚持开放，并不断推动全方位、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发展就不会停顿。
说到开放，最近在看前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年至1932年）的一些材料时，颇有所感。
最强的感受是，工业化是自强之道，但也离不开对外合作。
苏联“一五”计划的背景是，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提出发展重工业才能增强经济的独立自主，从输入机器设备的国家变成生产机器设备的国家，而不是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附庸。1928年苏联的工业产值不到德国的一半和美国的1/8，全国99%的耕种要靠畜力和人力完成。斯大林认为，这种条件不可能保卫苏维埃政权。他还充分意识到先进技术的重要性，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
1929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苏联抓住西方急需向外输出商品的机会，大量引进国外的技术与设备，最多时进口了全世界机器设备出口量的一半。
苏联最大的钢铁厂、后来被称为“战斗民族的钢铁心脏”的马钢（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1929年破土动工，是美国咨询公司Arthur G. McKee & Company以美钢的格里工厂为模型，规划设计与建设监理的，直接参与建设的就有250名美国人。苏联另外两大钢铁厂库兹涅茨钢铁厂、札波罗热钢铁厂也是美国援建的。
苏联最大的水电站第聂伯河水电站，引进美国技术设备，雇用美国技术专家，1933年建成。
高尔基汽车厂，1930年代初由福特汽车公司援建。
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整套设备在美国由80家左右的厂商生产，再拆运到苏联。参加该厂组装的有570多名美国人和50名德国人。
哈尔科夫拖拉机厂，设备由德国和美国制造，建设总工程师由美国人担任。
苏联“一五”计划期间的几乎所有骨干企业，都利用了国外的先进技术。1929年10月苏联批准的70多个有关外国技术援助和技术咨询的协议，美国占55个。由于苏联有巨大需求，而美国正是大萧条，苏联“一五”计划前后，有10万美国技术工人和工程师申请移居苏联。
斯大林后来曾说，苏联约有2/3的大型企业是在美国的帮助或技术援助下建成的，其余1/3是在德国、法国、英国、瑞典、意大利、捷克、丹麦、芬兰和日本的帮助或技术援助下建成的。
超越意识形态分野的经济合作，极大地推动了苏联的工业化。“二五”计划（1933年至1937年）结束时，苏联的工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二。
在工业化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苏联也有不少教训。不少教训都是把自己人当成了“敌人”所致。
最大的教训是在农业全盘集体化、采取粮食征集制的过程中，强制搞集体农庄，强迫实行住宅、小牲畜和家禽的国有化，强制向农民以低价大量征收小麦、玉米等粮食，剥夺和消灭富农，流放不愿低价卖粮的农民，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力，导致最重要的产粮区乌克兰出现了大饥荒，数百万人饿死。1930年乌克兰粮食总产量为2290万吨，1931年跌到1760万吨，1932年更跌到1280万吨，而政府的征购指标仍高达770万吨。乌方一项统计显示，从1932年冬到下一个收获季节，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家中仅存粮80公斤。
另一教训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酿成的“沙赫特案件”和对科学界的清洗。
沙赫特是苏联最重要的煤炭工业基地顿巴斯的一个矿区。1928年3月，苏联政保机关宣布在这里破获了一起“破坏工业生产”的“反革命阴谋”，一批工程师被指控与旧矿主、流亡在外的白色分子和西方帝国主义分子一起，专门执行破坏煤矿的任务。尽管证据只是几封国外发给工程师的普通信件，没有一点破坏的迹象，但被政保机关解读成“信中有工程师才能破译的密码”，包含着“破坏指示”。
最后，政保机关靠着几起机器损害、工人酗酒和劳动组织不当引起的事故，制造出一个由华沙、柏林、巴黎等地组织的“蓄谋已久的国际阴谋”。“沙赫特分子约有300名”，最后50名专家被捕，11人被判死刑。此后的大清洗中，苏联科学院成为重灾区，被认为是“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中心”。后来查明，“沙赫特案件”及类似“反革命破坏案件”，全都是假案。
回看这段历史，前苏联工业化的成功离不开对外开放与合作，而农业方面的强制国有化和科技方面的“制造假想敌”，则教训惨痛，代价巨大。乌克兰大饥荒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需要一定的政治警惕，但杯弓蛇影，动辄得咎，自我缠斗，则是一场自我戕害，且注定无法赢得人心。
当今世界依然存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分野，但“二战”后奠定的国际秩序和经济全球化浪潮，最终让开放与合作成为主流。尽管近年来“脱钩”声浪不绝于耳，新冷战阴霾若隐若现，但透过现象看本质，对抗与割裂不是出路，也难成大的气候。
放任“脱钩”，一定会给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指出，仅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就导致2019年全球GDP下降了近1%。乌克兰战争爆发后，已有约30个国家限制了粮食、能源和其他重要大宗商品的贸易。假如世界经济分裂为拥有不同贸易和技术标准、支付体系和储备货币的地缘政治集团，仅技术分裂就可能导致许多国家的GDP损失5%。
但并不是任何对于全球化的调整都是“脱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欧盟、亚洲和北美跨境供应链在本区域内自给率的提高，近年来呈明显上升趋势，但这不一定会重创生活水平，因为洲级规模的各个市场也足以维持繁荣。“在某些情况下，区域层面将实现比全球层面更深入的一体化。”
所以我们要警惕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抬头，也要客观看到，一些经济体对供应链安全和供应链近岸化、在岸化、友岸化（friend-shoring）的要求，有其内在合理性；未来一部分外商投资的形式也可能更加追求灵活化、轻型化，如更多采用合约制造、服务外包、订单驱动、特许经营、管理合约、专利转让等方式，而不是采用重资产和一体化投资模式。这样的调整并不是消除合作，只是合作模式发生了变化。
一谈到“脱钩”，很多人想到的就是中美脱钩。如果看到中美贸易额还在增长，2021年更大增了28.7%，就会发现中美在很多领域的挂钩正继续延伸。在电子电气设备、玩具文具体育用品、机械锅炉设备、家具及家居用品等领域，中国对美有很大顺差。在油料籽和谷物、半导体和零件、油气矿石等领域，美国对中国有相当优势。双方是一种互补性关系。
芯片领域是美国对中国制裁的高发地。这里是不是已经“脱钩”了呢？
首先，制裁确实限制了中国芯片业获得先进制程工艺的机会，但同时也激发了“中国芯”的内生性发展。在中低端芯片市场，中国企业的份额一直增长。2021年中国芯片制造和设计企业总销售额达到1万亿元，创历史新高。今年前4个月，芯片进口量同比减少240亿枚，原因之一就是自给率的提高。
其次，美国芯片企业在中国的销售额不断增长。2021年美股排名前20大的半导体公司，在中国市场增速居前的是英伟达（同比+83.0%）、AMD（+75.9%）、拉姆研究（+66.6%）、高通（+60.8%）、迈威尔科技（+55.3%）。高通、迈威尔科技、恩智浦、拉姆研究、应用材料公司在中国大陆的销售额，占其全球销售额的2/3到1/3。（数据来源：爱集微）
总结一下，美国政府在一些关键行业、关键环节对中国企业的限制，能够拖慢中国在产业最前端追赶的步伐，但改变不了中国终将崛起的命运，也改变不了美国企业分享中国大市场的现实。我们对自己有信心，就不会太把“脱钩”当回事。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同时不放弃一切合作可能，这最重要。
不久前结束的上海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开放是上海的最大优势，上海今后五年最集中的目标是“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复旦大学校长金力在接受《解放日报》采访时说，开放才能孕育创新，包容才能造就创新，上海就是上海，别人越想“脱钩”，我们越要努力“反脱钩”。
金力说，“反脱钩”不只是政府的事情，也是城市的事情、民间的事情、企业的事情、大学的事情，“所以我们一直把国际合作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国际交流、学生交换，节奏不减，努力往前”。他还强调要“以才引才”，创造条件让顶尖人才变成具有吸附力的“节点”，这样对外引进的就不只是一个人，而可能是一片森林。
说到人才的重要性，“两弹一星”人才是非常典型的例子。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前夕，隆重表彰了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这23位专家中的21位都是“海归”。其中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过的6位元勋：钱学森、孙家栋、屠守锷、任新民、黄纬禄、姚桐斌，均在海外留过学。
从21位“海归”的原留学国看，美国有10位，英国有4位，德国和前苏联各有2位，法国有1位。从回国时间看，50年代有12人，新中国成立前有9人。
“两弹一星”是中国自己努力的成果，其中担当大任的关键专家都曾在海外汲取营养。他们回来后又培育了人才，造就了人才梯队、人才森林。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说“我赞成留学生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派出留学生“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
2008年从普林斯顿大学讲席教授任上归国的施一公最近说，他1990年飞往美国读博到2008年辞去终身教授职位回到中国，这段旅程在中国的400万留学生中很有代表性。“到目前为止，已有600多万中国大陆学生有机会去西方学习，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留学潮”，已经有400多万留学生在完成学业后回到中国。
施一公说：“我们正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为创新做出贡献。以制药业为例。从1984年到2008年的25年间，中国总共只批准了本土公司研发的5种一类创新药。而2009-2020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海归们在政府支持下的研究创新，12年间就有70多种一类创新药获批。更妙的是，中国开始为世界开发和提供同类最佳的药物。创新已在中国生根发芽。这是教育、交流与合作的胜利。”
大量海归是中国开放的产物，他们也是中国创新的重要土壤。
最近是毕业季，很多专家学者都应邀在毕业典礼上讲话。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2022年毕业典礼上，王志珍院士希望清华毕业生都应该是拥有民族使命感和时代使命感的年青人，同时也成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实践者。
她讲了一个新中国的学术界加入国际学术组织，参与“人类科学共同体”的故事。
1975年5月，中国生物化学学会CSB从中国生理学会独立出来，后改名为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CSBMB。王应睐为第一任理事长，邹承鲁和曹天钦为副理事长。当年夏天，王应睐和邹承鲁到多伦多参加第11届IUB （国际生物化学联合会）大会，除学术交流外还承担了国家下达的一项任务，就是解决CSB加入IUB的问题。上世纪50年代，CSB已是IUB会员，后来由于对台湾生化学会的加入表示抗议而退出了IUB，这次国家要求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恢复会籍。
王应睐和邹承鲁与当时IUB的秘书长Whelan博士、司库Slater博士以及台湾的苏仲卿、罗同璧教授多次磋商，最后达成了后来被称为的“多伦多共识”，也就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中国可以有两个团体会员，一个是中国生化学会，一个是中国台北生化学会。“这样妥善地解决了我们恢复会籍的问题，而且使海峡两岸的生化学家可同时参加IUB的活动，这个做法为中国其他许多学术团体陆续参加国际科学联合会（ICSU）所属的相应国际学会所采用，给海峡两岸的科学家越过政治障碍共同参加国际学术活动创造了条件，加强了海峡两岸科学家之间的了解和合作，为增强两岸关系注入新的内容。”
王志珍院士说：“这里我要告诉大家的是，Whelan博士是邹先生（邹承鲁）在伯明翰大学的同学，Slater博士是邹先生在剑桥一个Lab（实验室）的师兄，显然，学生时代建立的国际学生之间的友谊成为了在30年后解决复杂的、涉及不同意识形态的国际科学事务的润滑剂和助推剂。个人之间的了解、友谊和信任很重要，往往可以促进对一件事物的判断和解决。民间外交在某些场合甚至可以起到政府外交所不容易起到的积极作用。”
金力、施一公、王志珍这三位院士的话，对于我们在当前复杂多变的世界形势和科技发展中，保持开放心态，努力促进合作，提供了建设性的方向。
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走过了40多年，开放不仅让中国搭上了全球化这班高速列车，也极大地促进了改革和人民的全面发展。信息革命更让国人了解了世界。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研究中心联合编著的《世界开放报告2021》指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约8成经济体扩大开放，但世界整体开放水平呈现震荡缩小的势头，开放指数从2008年的0.779降至2019年的0.748。其中，北美地区是唯一一个缩小开放的区域。美国的开放指数排名从2008年的第1位下降至2019年的第22位，中国的开放指数则从2008年的62名上升至2019年的40名。
今天，经济全球化本身也呈现出了很多新特点，如数字全球化、服务全球化、创新全球化，经贸规则的数字化、绿色化和后边境化。我们唯有以主动开放应对“脱钩”，主动对标最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积极推动制度型开放，才能让开放更上一层楼，更加不可逆，更加可预期。
与商品型开放、要素型开放有所不同，制度型开放本身就是改革，与改革合而为一。
制度型开放是中性开放，不偏向于某一种行为，让市场在跨境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所谓中性，包括进口和出口中性，出口还是进口重要，让市场来决定；包括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中性，要相信企业能做出正确选择；包括对内资和外资企业保持中性，共同竞争，公平竞争。
制度型开放是改革的深水区和“硬骨头”。难点主要是国企规则、产业政策和补贴规则、数字贸易规则、劳工规则、竞争中性规则、知识产权、市场经济导向等规则。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叶辅靖指出，在这些方面，我国现行规则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有较大差异，差异中有的涉及我国制度红线或底线，有的是我国赶超发达经济体的重要抓手，有的事关国家安全，因此，改革起来难度很大，非常不容易突破。
比如国有企业规则。我们与国际规则就有四大差异，一是界定范围；二是国有企业的商业活动必须遵从商业考虑原则；三是限制非商业援助原则；四是要遵守透明度要求。
再如补贴规则。我国与国际规则也有巨大差异，主要是在专项补贴上。
又如市场准入。在对外开放中设置安全屏障完全合理，但如果有些行业的安全定义不够明确，指向不够精准，范围泛化，国家安全与商业安全未作有效区分，就会导致有些领域的开放因为对安全风险的担忧踟蹰不前。
中国的对外开放以及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对接，开放什么、开放到什么程度、开放的节奏和先后顺序，是自主的选择。但在涉及双边、多边利益以及共同游戏规则上，许多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经历了长期实践检验，已成为国际通行规则，中国要继续融入国际社会主流，并成为开放的带动者，必须接受这些规则，并在具体实践中加以遵循。
在全球风险与不确定性加剧的时代，如果我们能以文明互鉴、合作共赢的心态和制度型开放的新举措，降低投资者的风险认知，对冲不确定性的发生，中国在开放和创新之路上越走越宽，越走越远，将充满希望。
如果忘记开放的历史与经验，骄傲自满，甚至妄自尊大藐视世界，我们必然会倒退。古今中外，殷鉴很多，而且不远。
参考文献：
《后发国家如何突围》，汉弗莱，《瞭望》2020年第28期
《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江小涓、孟丽君，2021年第01期《管理世界》
《叶辅靖：中国的制度型开放有何新趋势？》，韩永，《中国新闻周刊》总第103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