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电影《加勒比海盗》系列中，出现了无数颇有来历的“法宝”，大到“飞翔的荷兰人”号帆船，小到戴维·琼斯的“聚魂棺”。这些符号化的道具背后，都蕴含着大航海时代复杂且引人入胜的故事。然而，在该系列电影的第三部——《世界的尽头》中，有一件貌似微不足道的道具贯穿全剧始终，那就是几枚小小的银币。影片开头，站在绞刑架上的小海盗，手握这枚银币，唱着海盗之歌；努力号战舰船长室里，东印度公司代表贝克特勋爵把玩着这枚银币，盘算如何将九大海盗一网打尽；在海港湾举行的第四届海盗公会上，巴博萨船长要求九大海盗王把代表自己身份的银币放在一个帽子里（虽然大家放进去的都是一些破烂儿）。电影的设定是，这种西班牙古银币是封印和召唤海怪克吕普索的“法器”，也是官方与海盗拼命争夺的资源。
曾经风靡全球的海盗小说《金银岛》中，神秘的比尔·蓬斯船长的百宝箱中，有英国的金畿尼、法国的金路易，还有就是西班牙的杜布隆金币和比索。书中大反派希尔弗有一只名叫“弗林特船长”的鹦鹉，它的口头禅就是“西班牙银币”。
这种西班牙古银币（或者比索）就是著名的“八里尔银币”（Piece of Eight），又称西班牙银元（Spanish dollar）。这种钱币直径大约38毫米。其面值就是钱币的重量——8里尔。图1是一枚铸造于1497年的八里尔银币：正面中心铸有代表国王费迪南的箭束，以及代表伊莎贝拉女王的牛轭；周边则有一圈文字，写着“卡斯蒂利亚、莱昂、阿拉贡的国王和王后”。反面中心铸造的是代表基督教王权的纹章，以及用罗马数字书写的面值“8（里尔）”，还有塞维利亚的首字母S，周边文字则是“费迪南和伊莎贝拉，上帝眷顾”。
图1. 八里尔银币反面 正面
自1497年开始铸造以来，八里尔银币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成为世界通用货币。无论样式如何改变，而它的全球货币的地位则维持了数百年之久。不仅许多美洲国家以此为本国货币，连东亚的市场上都大量通行（图2）。八里尔银币在国际贸易中充当结算货币，甚至战争赔款都要用它来支付。直到19世纪下半叶，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它的地位才被英镑取代。八里尔银币成为大航海时代的象征，成为海盗文化的符号。直至今天还在影响着这个世界。
图2. 1888年的八里尔银币（墨西哥银元）上有中文戳印标记
一场改变世界的围城战
1453年3月的一天，一支八万人的大军从奥斯曼帝国首都埃迪尔内开出，浩浩荡荡地开向东边140英里外的目的地——君士坦丁堡。一场注定要改变历史的战争悄然拉开序幕。
君士坦丁堡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公元3世纪末，时任罗马帝国皇帝的戴克里先破天荒地创造了“四帝共治”制度。此后的帝国便陷入诸帝纷争的局面。312年，君士坦丁扫平群雄再造统一。此时的罗马早已成为名义上的帝国都城，此前许多皇帝都把统治核心放在边境省份的战略要地。君士坦丁重新统一帝国之后，决定将首都迁往愈加重要的东方。324年，君士坦丁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一处希腊港口城市，打造了一座新首都，并命名为君士坦丁堡。公元395年，罗马帝国正式一分为二，君士坦丁堡成为了东罗马帝国的首都。由于此地之前名叫拜占庭，因此历史上又将东罗马帝国称为拜占庭帝国。
图3. 东、西罗马帝国版图
随着西罗马帝国日渐衰弱并最终沦陷，东罗马成为延续帝国国祚、抵御蛮族入侵的堡垒。公元550年，皇帝查士丁尼收复了意大利全境，并且征服了北非和西班牙南部等旧帝国的领土。仰仗着东方的财富与人口，东罗马帝国维持了上千年的统治，同时把君士坦丁堡打造成了固若金汤的城池。这一千年来，君士坦丁堡遭到大约23次围攻[1]，但是只有1204年被威尼斯领导的十字军通过里应外合攻破过，其余时间均稳如泰山。然而，时至1453年，这座千年古都终于迎来了末日。
此时的东罗马帝国已经丧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在奥斯曼土耳其数百年的蚕食鲸吞下，帝国只剩下君士坦丁堡一座孤城，四周则是奥斯曼帝国的汪洋大海。
最早攻打过君士坦丁堡的伊斯兰国家是崛起不久的倭马亚王朝。自674至678年，阿拉伯军队连续围攻该城达五年之久，最后遭到惨败。717年，阿拉伯的大军卷土重来，但仍然以折戟沉沙收场。由于缺乏有效的攻城武器，数百年来任何顿兵城下的外国军队，面对君士坦丁堡的铜墙铁壁一筹莫展。然而，这一切都即将改变。
图4.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
此时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是穆罕默德二世（见图4），他的领土包括今天土耳其大部，欧洲巴尔干半岛大部，北部以多瑙河为边界。欧亚两洲的分界线博斯普鲁斯海峡，此时已被他收入囊中。但是君士坦丁堡仍然是横亘在海峡对面的一根楔子，虽然它已经完全不能构成任何威胁，但是不拔除这根楔子，帝国就永远不够完整，不能连成一片。促使穆罕默德二世信心百倍攻打君士坦丁堡的，就是他的秘密武器——乌尔班大炮。匈牙利人乌尔班为奥斯曼军队打造了一门超级大炮，它的长度为27英尺（ 米）、口径30英寸（ 厘米），它发射的炮弹可以飞行一英里，足以摧毁任何障碍。此后乌尔班又铸造了十几门尺寸在14英尺左右的大炮。（见图5）正是这些大炮，在攻城战中发挥了难以想象的作用。
图5. 战场上的乌尔班大炮
在大炮的轰鸣中，君士坦丁堡之战正式打响。面对汹涌如潮的奥斯曼军队，区区七千守军的拜占庭部队抵抗得相当顽强。城市本身三面临海：南岸濒临马尔马拉海，风高浪急的海岸根本无法登陆；北部虽然是一条名为金角湾的海湾，但对岸有盟友热那亚人所建的加拉塔城。热那亚人在金角湾出口设有铁索，连接君士坦丁堡，将奥斯曼海军阻拦在外。城市的西边与大陆相连，这里有一道4英里长的城墙，即“狄奥多西墙”，横亘在金角湾和马尔马拉海之间狭窄的陆地上。这道城墙纵深200英尺，有三道墙体，最外面的一层城墙上有192座塔楼，整个防御体系分为5个防区。（见图6）战前唯一的援军是来自热那亚的雇佣军。在首领朱斯蒂尼亚尼的率领下，他们又加固了城防。就是依靠这样的城防设计，君士坦丁堡的守军再次抵抗奥斯曼大军残存着一丝希望。
图6. 君士坦丁堡之战态势图
围城战一共进行了53天。由于基督教世界在宗教观念及利益上的分歧，无论身在罗马的教皇如何动员劝说，西欧国家都没有及时援助万分危急的君士坦丁堡。孤立无援的城市在乌尔班大炮的毁灭性威力下，拼尽全力抵抗到最后一刻。最终，穆罕默德二世以极大的代价攻破了城池。从此君士坦丁堡有了一个新名字——伊斯坦布尔。
《三国志·先主传》中记载，曹操占领汉中使得刘备的成都“一日三惊”。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对于当时的欧洲而言亦是如此。恐慌的情绪迅速弥漫到整个欧洲，消息所到之处一片哀嚎。先是克里特岛，居民们一听到这一消息便四散奔逃，政府根本无法阻拦。紧接着威尼斯也得到了讯息，正在议事的元老院成员们当即目瞪口呆，甚至搁置了当天的投票。消息传到德意志，弗里德里希三世不禁落泪。丹麦与挪威国王克里斯蒂安一世闻知此事，把穆罕默德二世描绘成《启示录》中大海里崛起的野兽。[2]教皇尼古拉五世则称其为“撒旦”[3]。
当时乃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欧洲人认为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基督教文明最大的危机，以致长期以来人们都以宗教冲突甚或文明冲突看待这一历史事件。然而近代以来的历史学为我们廓清了迷雾。英国历史学家罗杰·克劳利非常明确地指出，君士坦丁堡之战从两军的构成到决战的目的，都很难用宗教信仰或是价值观念来判断。奥斯曼帝国虽然是一个伊斯兰帝国，但是她的臣民却一直是成分多元，帝国对宗教的宽容程度非常之大。尤其是穆罕默德二世。虽然他在幼年时抱有消灭基督教的幻想，但是在他成为年轻的苏丹之后，却以 “凯撒”自居，甚至明确声称自己继承的是罗马的霸业。而君士坦丁堡之战后，奥斯曼帝国主要的进攻方向是地中海西部，它不仅在欧洲攻城略地，同时也非常重视北非的经营和扩张。那么，在信仰和文明危机表象的背后，引起欧洲全体恐慌的到底是什么？
美国学者珍妮特·阿布-鲁格霍德在《欧洲霸权之前》一书中分析，欧洲在十字军东征期间通过地中海与东方建立了深厚的贸易关系，之后至少部分地依赖这一贸易渠道。一直到13世纪，欧洲的内部市场因此获得了繁荣。
在此期间，欧洲通过三条线路通向亚洲：北路经过黑海，被热那亚人控制；中路通过波斯湾，被巴格达控制；南路后来取代中路，经过红海，主要由威尼斯人把持。蒙古的扩张造成了中路的中断，但是北路——即路上丝绸之路——虽然控制权易手，却受到了强大帝国的保护，出现了最后的繁荣。南路贸易更加繁盛。[4]在此基础上，弗兰克进一步指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向地中海的扩张，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和欧洲以及波斯争夺中、南路贸易路线的控制权。奥斯曼帝国的主体是西亚，本身就是连接欧亚陆路和海陆的中枢。
而帝国的西扩，尤其是包揽地中海两岸的雄心，显然是想把欧洲贸易这一端也控制起来。[5]当奥斯曼人跨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那一刻起，欧洲的贸易繁荣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仰赖东方市场而形成的法国香槟、比利时布鲁日等地，已经危机四伏。而君士坦丁堡一战，使得欧洲彻底丧失了希望。原本就短缺资源，如此一来更加雪上加霜，如果没有奇迹出现，欧洲经济的彻底崩溃似乎不可避免。
此时，在东欧和中欧战战兢兢提防奥斯曼大军的时候，南欧的西班牙却给整个欧洲带来了一线生机。
赫拉克勒斯之柱
153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在一场加冕礼中成为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查理五世是当时欧洲最有权势的国王。由于欧洲君主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婚姻关系，使得他机缘巧合之下继承了许多领土。光看他的头衔，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男人统治了多么广大的领土：（除了上述皇帝和国王头衔外，他还有）罗马人民的国王卡尔五世、德意志国王卡尔五世[6]、卡斯蒂利亚和莱昂国王、阿拉贡国王、西西里国王、那不勒斯国王、低地国家至高无上的君主等等，以及还有无数的公爵领头衔。而在历史上，他是以查理五世这个名字闻名的。这位统治了欧洲四分之一土地，遥领着广袤美洲的君主，在自己加冕礼上，赠送给出席典礼的贵客、时任教皇的克莱芒七世一件珍贵的礼物——一枚宝石项坠。
图7. 雕刻赫拉克勒斯和翁法勒头像的宝石项坠，大英博物馆藏。
这枚项坠（见图7）用黄金作边框，两面镶嵌红宝石和钻石。核心是一块打磨成椭圆形的蓝色缟玛瑙，玛瑙两面分别用浮雕技法雕刻出赫拉克勒斯和翁法勒的头像。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他是宙斯和底比斯王后阿尔克墨涅的爱情结晶。由于机缘巧合吸吮了天神赫拉的奶水，幼小的赫拉克勒斯就变成了大力神。成长起来的赫拉克勒斯在神谕指引下建立了12件伟业，并解救了遭受天罚的普罗米修斯，帮助过偷盗金羊毛的伊阿宋。作为传奇英雄，他拥有数不清的情人和妻子，这些露水情缘当中有一位比较特别，就是吕底亚女王翁法勒。由于赫拉克勒斯发疯杀死了自己的朋友，因而被卖给翁法勒为奴。在此期间，赫拉克勒斯性情大变，由一个冲动荒唐的青年日渐成熟了起来。于是翁法勒给予他自由，并委身下嫁。两人的爱情成为文艺复兴以来常见于画家笔端的题材。
然而，为什么权倾欧洲的西班牙国王要把刻着两位希腊神话人物的项坠作为礼物，赠送给坚定的政治盟友——教皇呢？
在西班牙的建国神话中，赫拉克勒斯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地位。据传说，赫拉克勒斯的12项伟业中有一项是盗取巨人革律翁的牛。为了成功，他来到意卑利亚，与革律翁的父亲——意卑利亚国王作战。意卑利亚就是西班牙和葡萄牙。
西班牙人在这个传说基础上将赫拉克勒斯与西班牙联系在了一起，并称他建立了塞哥维亚、阿雷瓦洛、萨拉曼卡等名城。而打败了意卑利亚军队之后，赫拉克勒斯来到了今天的直布罗陀，在海峡两岸各树立了一根柱子，被后世称作赫拉克勒斯之柱。实际上，所谓的赫拉克勒斯之柱是直布罗陀海峡两岸的山峰。古代欧洲人把此处视作世界的尽头。其实西班牙人对于赫拉克勒斯的传说，反映的是古罗马在西班牙的统治。在中世纪的西班牙，到处可见罗马人建设的道路，架设的桥梁式水渠，以及各种公共设施。罗马人的早期开发给西班牙带来了古典文明。因此也形成了西班牙人的历史记忆。[7]
图8. 从直布罗陀海峡南岸眺望赫拉克勒斯之柱（王抒 摄影）
让我们把时间轴调回15世纪。此时的西班牙由数个王国组成，其中地位重要的有卡斯蒂利亚、阿拉贡、加泰罗尼亚、莱昂、安达卢西亚等。除了位于东南部的格拉纳达是穆斯林国家外，其余部分都已经是天主教的天下。这些国家中以卡斯蒂利亚面积最大，也最为强大。其次是阿拉贡。1474年，年仅24岁的伊莎贝拉即位成为卡斯蒂利亚女王。由于之前已经和阿拉贡国王费迪南结婚，伊莎贝拉和丈夫成为了西班牙的“双王”。1492年年初，经过十余年的征战，西班牙在双王的率领下终于占领了格拉纳达的都城，完成了统一。彻底从穆斯林手中“收复失地”，使得西班牙成为欧洲的明星，在整个欧洲面临奥斯曼强大攻势的时候，征服格拉纳达不啻于一针兴奋剂。然而同一年在西班牙发生的另一件事情却比收复这个小国家更具深远意义。
15世纪80年代中期，一名意大利人从葡萄牙来到西班牙，他的名字叫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起初他依仗自己与葡萄牙宫廷的渊源，试图向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兜售自己伟大的航海计划，即利用地球形状一路向西航行，直接建立通往印度的贸易路线。但是，一心希望绕过非洲探寻印度之路的葡萄牙根本没人在意这一奇思妙想。于是他怀揣着理想来到西班牙。虽然当时的伊莎贝拉女王正在忙于格兰纳达的战争，无暇顾及拓殖海外的宏图伟业，但是眼界开阔的女王非常清楚哥伦布以及他头脑中计划的价值，坚持把他留在宫廷。1492年，西班牙甫一统一，女王便开始推动哥伦布的航海事业。在伊莎贝拉女王看来，打通与印度之间的贸易航线是拯救欧洲的唯一途径，也是与恩怨交织的宿敌葡萄牙争夺世界的关键。
然而，连年征战使得西班牙宫廷缺乏资金。最后，女王左支右绌凑足了区区200万马拉维迪（这笔钱仅是西班牙一个外省中层贵族一年的收入），仅够支付三艘小型帆船和90名水手[8]的成本。1492年8月3日，当哥伦布的旗舰“圣玛利亚”号，以及“尼尼亚”号和“平塔”号从西班牙的帕罗斯启航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天将会成为世界历史的分水岭，一片未知的大陆将要进入这个世界的时间序列。
哥伦布的地理知识来源于公元2世纪托勒密撰写的《地理》，13世纪马可波罗的旅行记述，以及一些巫术资料。他的奇思妙想让人无法理解，便有诸多关于他的传闻流传。对于当时人来说，沿海岸线航行是几乎所有航海人员所遵循的准则，因为那样最为安全。但是哥伦布却试图跨越大洋，寻找传说中的东方，这对于大部分水手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自杀行为。只有亡命之徒才会加入这支队伍当中。在离开距离大陆最近的加利利群岛之后，三只帆船陷入茫茫大海，导致船员们的恐慌日益滋生。
在船员几近哗变的时候，10月12日，有人发现了陆地，好运终于降临。哥伦布一行登上了今天加勒比海上的一座岛屿，并将之命名为圣萨尔瓦多。今天我们只知道，这是巴哈马群岛中的一座，但已无法确认究竟是哪里，因为哥伦布在第一次航行中经常篡改航海日志，给后世历史学家带来无法逾越的障碍。岛上印第安人的热情淳朴给哥伦布一行带来极大安慰，但也激发了他们的征服欲望。虽然哥伦布本人至死都深信，他到达的这片大陆是印度，但丝毫不影响他的后继者们对新大陆价值的认识。此后数百年，一批又一批的冒险家、罪犯、亡命徒，踏上美洲大陆，不仅攫取财富，而且收获了他们在母邦难以染指的荣耀。
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下一共进行了四次美洲之行。尽管他不是第一个发现美洲的人，但他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正如费尔南德兹-阿梅斯托在其所著的《1492：那一年我们的世界展开了》一书所写的那样，“1492年那一年，不只基督教国度改头换面，整个世界也脱胎换骨。”
西班牙的白银之路
查理五世在位期间，埃尔南·科尔特斯征服了中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而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则以不到200人的乌合之众，征服了600万人口的印加帝国。一个比西班牙大许多倍的大洲，以最血腥的方式变成查理五世的领土。
无论是哥伦布还是上述两位征服者，他们对美洲的唯一兴趣是黄金，当然，这也是背后资助拓殖的西班牙的兴趣。最初的征服者们十分幸运，他们搜刮了大量当地的黄金制品，整船运回西班牙，在贡献给王室金库的同时“合法”地享受着属于自己的那部分。以皮萨罗为例。当他用卑鄙的手段抓住印加帝国皇帝阿塔瓦尔帕之后，迫使后者用堆满太阳神庙当中一间屋子的黄金来赎买自己的自由，这间屋子有22英尺长、17英尺宽，至少有8英尺高。皇帝还允诺，会在屋子里用同样多的白银堆满两次。[9]在皇帝的承诺已经实现了之后，皮萨罗竟然杀死阿塔瓦尔帕，另立他的弟弟为傀儡，并且继续从傀儡身上无穷无尽地榨取金银。
然而，由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找到金矿，早期的殖民者只能靠搜刮当地数百年来积累的金银制品，而且很快枯竭。他们知道印加帝国的贵族有一种风俗，就是在特定时间把贵族家庭中的某个孩子杀死，埋在山中祭祀山神。这种祭仪总是会随葬一些黄金制品[10]。对金银有着疯狂执着的殖民者甚至四处挖掘这些埋藏地下的祭品。
图9. 印加帝国金羊驼，大英博物馆藏
1545年，在今天玻利维亚的波托西发现了大型银矿。好运于1548年又一次降临到了西班牙的头上：他们在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又发现了银矿。两大银矿的发现，不仅实现了西班牙征服美洲的初衷，而且改变了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尽管这种改变需要过一段时间才会显现成效。自此，大量的美洲白银源源不断输送到西班牙。到了查理五世之子——菲利普二世统治时期，每年有100万杜卡特白银进入西班牙的国库（1杜卡特相当于3.56克，），这个数量相当于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王国26位最大贵族一年的地租。
这笔钱对于西班牙国王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由于西班牙贵族林立，国家政治实际上十分松散，为了换取贵族们的支持，王室不向贵族征税。国家财政大多是从贫苦农民身上压榨的。300位贵族占有卡斯蒂利亚一半的土地，他们的地租从来都不是国家财政的来源。[11]因此，这笔来自殖民地的横财在很大程度上充盈了西班牙的国库。
图10. 玻利维亚波托西，1788年，Anon绘
但是，财政紧张仍然伴随着16世纪的西班牙政府。一方面，西班牙内部几个王国仍然处于利益矛盾中。由于是伊莎贝拉女王资助的哥伦布，因此卡斯蒂利亚王国一直宣称自己有独占美洲利益的权力，于是规定只有在卡斯蒂利亚唯一控制的港口塞维利亚才能进行和美洲的商品交易。在那里有贸易委员会的皇家官员进行监督，每一艘美洲舰队的商船都必须获得贸易委员会的许可，所有进出口货物都必须向委员会申报。[12]这实际上大大限制了美洲贸易给西班牙带来的好处。
而且西班牙工业落伍，国内消费疲软，大量的金银都得用于进口粮食、工业品。西班牙始终没有能够对源源不断的美洲白银善加利用，促使国内经济向更高一级台阶迈进。另一方面，西班牙不断与法国、低地国家（指今天的荷兰、比利时等国）、新教徒作战，为了显示欧洲霸主的实力，不惜向意大利、德意志等地银行家大举借债，以致政府几度破产。
尽管如此，西班牙还是在军事力量上得到了增长，尤其是海军，在造船能力、武器装备等方面有了显著提高。在与海盗国家阿尔及尔[13]的较量中，西班牙逐渐占据上风。羽翼丰满的西班牙，开始在地中海寻找对抗奥斯曼帝国的机会。
勒班陀海战：世界再次翻转
南美洲的金银源源不断流向西班牙，给后者带来巨大的财富的同时也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一现象在当时超出了人们认知范畴之外。人们唯一能够感受到的是，16世纪后半叶各种物价的上涨。战争成本也水涨船高。西班牙桨帆船的各项费用上涨了两倍，而海战的一项重要开支——航海饼干，则暴涨了六倍[14]。而此时西班牙还出现了吨位达到300吨以上的大帆船（图11），并且成为海军主力。这种舰船造价更加昂贵。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地传染到了奥斯曼土耳其。高企不下的战争成本，使得权力集中在地中海两个最强大的统治中心——伊斯坦布尔和马德里。他们之间互相的选择成为左右世界的力量。
图11. 西班牙三桅大帆船
1478年，伊莎贝拉女王在西班牙建立异端裁判所。这一思想审查机构不仅监视、迫害那些改宗基督徒，而且经常实施对于异教徒的镇压。1492年，征服格拉纳达不久，西班牙朝廷便违背了之前的允诺，强迫穆斯林皈依基督教，导致了大量穆斯林被迫迁往葡萄牙或者北非。而遗留下来的穆斯林则继续忍受着严酷的宗教压迫。1567年，不堪忍受的摩里斯科人终于揭竿而起，在格拉纳达的阿兰布拉宫（图12）发动了起义。起义者从一开始就试图寻求土耳其的援助。1570年，奥斯曼土耳其开始给摩里斯科人提供火绳枪以及其他武器，甚至派遣4000人的军队进入西班牙南部山区。尽管起义被血腥镇压，但此事引起西班牙的警觉，在他们看来，土耳其的扩张已经近在咫尺，奋起还击也变得刻不容缓。
图12. 阿兰布拉宫
对于奥斯曼苏丹塞利姆二世而言，当今的世界已经变了。印度洋此时已经是葡萄牙的天下，而西班牙也占据了一个新大陆，可以从中源源不断地采掘黄金白银。奥斯曼昔日是世界贸易的中枢，今天则要面对日益萎缩的贸易税收。因此塞利姆二世也急不可耐地向西进发，与西班牙一决雌雄，突破可能日益恶化的困境。于是他在1569年决定征服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是靠近土耳其的一个岛国，16世纪时是威尼斯的殖民地。威尼斯人长期以来依托欧亚大陆的殖民据点，构建了一个贸易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崛起之后，威尼斯人夹在基督教世界与土耳其之间，不得不通过朝秦暮楚的外交努力，维持着对东方世界的贸易特权。而塞浦路斯的战略地位十分特殊，是通向麦加的朝圣之路和通向埃及贸易之路的关键节点。因此，塞利姆二世不顾与威尼斯的合约，悍然发动战争以图征服该岛。于是，威尼斯不得不向西班牙发出求救。在教皇庇护五世的资助和促成下，教皇国、西班牙、威尼斯联合舰队终于组建，开赴塞浦路斯。西班牙与奥斯曼土耳其的决战就此拉开序幕。
由于联合舰队内部成员各怀鬼胎，第一次援助塞浦路斯的计划半途而废。而奥斯曼军队则在司令官拉拉·穆斯塔法的率领下，一举攻克塞浦路斯的首府尼科西拉。随即，8万大军包围了港口城市法马古斯塔。当穆斯塔法以6万人的代价迫使法马古斯塔投降的时候，联合舰队已经逃之夭夭。
1571年5月，经过10个月的艰苦谈判，西班牙、教皇国和威尼斯终于签订了“神圣同盟”的协议，联合舰队也得以再次组建。担任舰队司令的是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表弟，堂胡安。这支庞大的舰队由208艘桨帆船、2.6万名士兵、6艘加莱赛战船和24艘其他类型船只组成。而奥斯曼此时也组成了一支规模更加庞大的舰队，舰队司令乌卢奇·阿里帕夏[15]接到苏丹的命令——寻机与西班牙决战。
9月底，阿里的舰队开进希腊柯林斯湾的勒班陀海峡。勒班陀是凹进内陆的一条狭窄海湾，由于十分狭长，状似海峡。其出口与柯林斯湾相连。整个城市炮台林立，大炮射程能够覆盖整个海湾，易守难攻。此时整个希腊都在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内。10月7日凌晨，堂胡安的舰队开到勒班陀海域，双方都发现了对方，并且均为对方舰队数量感到吃惊。阿里放弃了在海湾内依托岸基大炮的作战计划，反而将舰队开到海面广阔的柯林斯湾，试图与西班牙的舰队正面作战。堂胡安则将舰队分作三队，一线排开。
图13. 勒班陀大海战，1600年，Andrea Vicentino绘，威尼斯道奇宫收藏
接近中午时分，两军交锋开始了。16世纪之前的数百年间，地中海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海战。战舰的主要作用是护送陆军登陆。当时的战舰作战方式是，先用舰首的大炮远距离轰击，等两船接近时，用冲撞角突入对方战舰，然后就是短兵相接。西班牙人在战前拆除了冲撞角，这样一来便增加了舰首大炮的射击视野，使得其可以向下俯射。这一改进在此次海战中发挥了巨大效用。在两军冲锋时，土耳其战舰的舰首炮只能仰射，计算不准确的话很容易打偏。而西班牙的水手则可以等待对方冲到距离很近时平射或俯射炮弹，基本上弹无虚发。因此，两军刚一发起冲锋，土耳其人便损失了约三分之一的战舰。
在这场600艘战舰横冲直撞的战场上，最终决定胜负的还是近身肉搏。在近战中，火绳枪、刀剑、弓箭、长矛，所有的武器都用上了，甚至有临时倒戈的奴隶拿起木棍与土耳其人厮杀。最终，西班牙的舰队包围了阿里的旗舰“苏丹娜”号，无数的西班牙士兵冲上甲板。奥斯曼舰队司令阿里帕夏的阵亡，宣告了勒班陀海战的结束。
这是到那时为止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战。战斗以奥斯曼舰队的全军覆没为结局。这场海战，彻底阻遏了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的扩张，开启了欧洲称霸的序幕。整个世界用一场血腥的杀戮，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而这背后的动力，则来自新大陆地下被惊醒的银矿，以及用这些白银铸造的“八里尔”银币。
- （英）罗杰·克劳利 著，陆大鹏 译：《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2页。 ↑
- （英）罗杰·克劳利 著，陆大鹏 译：《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27—329页。 ↑
- （美）克斯丁·唐尼 著，陆大鹏 译：《伊莎贝拉：武士女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12页。 ↑
- （美）珍妮特·阿布—鲁格霍德 著，杜宪兵 等译：《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商务印书馆，2015年。 ↑
- （德）贡德·弗兰克 著，刘北成 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121页。 ↑
- 这其实是同一个人的名字用不同语言的语言发音。英语中的查理（Charles）在法语中读作夏尔（Charles），在西班牙语中读作卡洛斯（Carlos），德语则读作卡尔（Karl），意大利语读作卡洛（Carlo）。 ↑
- （美）克斯汀·唐尼 著，陆大鹏 译：《伊莎贝拉：武士女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1页。 ↑
- （美）克斯汀·唐尼 著，陆大鹏 译：《伊莎贝拉：武士女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99页。 ↑
- （美）金·麦夸里 著，冯璇 译：《印加帝国的末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30页。 ↑
- 吕章申 主编：《大英博物馆展览：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第153页。 ↑
- （美）理查德·邓恩 著，康睿超 译：《现代欧洲史02：宗教战争的年代，1559—1715》，中信出版社。23页。 ↑
- 同上，第21页。 ↑
- 该国家由穆斯林海盗建立，在北非一带活动。受到奥斯曼土耳其的援助，他们在著名海盗头子海雷丁·巴巴罗萨的率领下，不断袭扰西班牙以及其他基督教国家的商船。 ↑
- （英）罗杰·克劳利 著，陆大鹏 译：《海洋帝国：地中海大决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88页。 ↑
- 帕夏是土耳其语，是奥斯曼帝国行政体系中的高官。总督、将军以及高级官员都可以称帕夏。类似于英国的勋爵头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