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所有的伟大成就，资本主义、科学、法治与民主，均可归结为消费这一点，此外别无深意。
——尼尔·弗格森
文 / 吴晓波
1961年，当失意的霍布斯鲍姆着手创作《革命的年代》的时候，尼尔·弗格森距离出生还有3年。而当《极端的年代》发表之时，后者已成为欧洲历史学界最引人注目的“小王子”。
很多人说：历史是无法假设的。
但弗格森不这样认为，他的第一本书就是关于“历史的假设”：如果英国大革命没有奥利弗·克伦威尔，结局将是什么？如果希特勒在1940年5月成功入侵英国，将会怎样？如果肯尼迪没有被暗杀，美国的政治将走向何方？如果1989年的苏联没有戈尔巴乔夫，解体还会发生吗？
在《未曾发生的历史》中，弗格森和几位青年历史学者对9个重大历史时刻进行了脑洞大开的反历史假设。
他们不是第一次做这个游戏的人，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就曾假设，在滑铁卢战役中，如果埃曼努尔·格鲁希元帅在“一秒钟”内做出向拿破仑·波拿巴靠拢的决定，欧洲历史会被改写。
相比于文学家茨威格，受过严格历史学训练的弗格森和他的年轻朋友们的推演，显然更加严谨和引人遐想。
尼尔·弗格森毕业于牛津大学，尽管到2019年他才55岁，却已经著作等身。与书斋型历史学家不同的是，弗格森似乎是为媒体而生的，他风度翩翩、精力充沛、文笔雄健、能言善辩，涉猎的领域横跨历史、金融、政治和古人类学，是一位罕见的通识类天才。
让弗格森暴得大名的是他出版于1999年的四卷本《罗斯柴尔德家族》。
罗斯柴尔德是近代欧洲最神秘的金融家族，一个广为人知的传说是，1815年，滑铁卢战役期间，罗氏比市场早一天得知了拿破仑失败的消息，大肆做多英国国债，从中攫取暴利。在经济学课堂上，这成为信息不对称理论的最佳案例。
从19世纪中期开始，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成了一个神话，他们的事迹成为银行史的第一篇章，肖邦为他们谱过曲，巴尔扎克和海涅为他们写过书，他们的笑话出现在《犹太人幽默集》中。更有传说，罗氏家族是全球金融圈最大的幕后操盘手，他们甚至控制了美联储，坐拥50万亿美元资产。
在弗格森二十几岁时，他获准进入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私人档案库，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查阅数万封原始信件，完成了对这一家族的历史性叙述。
他披露的史料颠覆了之前的很多猜测，罗氏当然不是美联储的控制人，他们的家族资产其实不足100亿欧元，甚至在1815年的那场豪赌中，“可能由于兄弟几个在滑铁卢战役前后的一系列估算，他们蒙受了损失而不是获得了利润”。
在这部作品中，弗格森显示了他细密的资料整理能力和极具穿透性的洞察力。在长达250年的家族史探寻中，弗格森描述了金钱在欧洲大地行走、肆虐和演变的全部过程。
如果说《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一部厚重而艰涩的家族传记的话，那么，在后来的几年里，精力旺盛的弗格森干了一件让他的名字进入千家万户的事情：他为BBC撰写并制作了五部非常成功的电视纪录片：《帝国》《美国巨人》《世界战争》《货币崛起》和《文明》，它们同时以图书的形式发行，成为毋庸置疑的超级畅销书。
在弗格森之前，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历史学家，从来没有一位学者向大众讲清楚过“到底货币是怎么一回事”。
在《货币崛起》一书中，弗格森带着读者进行了一次穿越时间的旅行，从古罗马银币，到成为第一批银行家的意大利放高利贷者，从五千年前流通的泥土“货币”，到今天银行外汇显示屏上闪烁的数字，弗格森用“货币战争”这个新名词，重新诠释了人类的进步史。
作为一位英国学者，永远无法绕开一个敏感而无奈的主题：英国与美国。尼尔·弗格森用《帝国》和《巨人》两本书完成了他的答卷。
据他的计算，人类数千年历史上，出现过不超过70个帝国。他的祖国英国是第一个全球化意义上的帝国——用英国历史学家J.R.希利爵士的话说就是，“英国人心不在焉地建成了他们的帝国”。
从1850年代到1930年代，英国不仅输出了商品、人和资本，更把社会和政治体制甚至语言输出到地球的很多角落，这是血腥的，同时是卓有成效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在促进商品、资本、劳动力自由流动方面比大英帝国做得更多。
与英国主动、积极地发展自己的帝国模式不同，弗格森论证说，美国恰恰是那个一度最有条件成为帝国，却始终不愿意戴上“皇冠”的国家。小布什总统就曾谈到：“美国从来不是帝国。我们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可以有机会成为帝国而拒绝成为帝国的大国。”
弗格森的观点不同，他认为：“事实上，美国就是一个帝国，而且从来就是一个帝国。”
我认为世界需要一个富有成效的自由帝国，而美国就是这个工作的最佳候选人。美国完全有理由扮演自由帝国的角色……虽然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帝国，但是美国人自身却缺乏帝国主义的意识和头脑。我很遗憾地说，威胁会来自内部实力的真空状态——美国本身所缺乏的强权政治意志。
尼尔·弗格森的《巨人：美国大帝国的代价》出版于2005年。两年后，华尔街次贷危机爆发，继而引爆全球经济危机，他的“美国帝国论”被华盛顿的鹰派人士全盘搬去，用作扩张美国势力的理论依据。弗格森也在这期间移居美国，受聘成为哈佛大学历史系的教授。
尼尔·弗格森的学术身份很难被定义，他是一个历史学家、经济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活跃的政治评论家。弗格森创造了一个新英语名词：“中美国（Chimerica）”。这个词被《纽约时报》评为2009年度流行语。
弗格森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是在2005年，其后五年间，他密集来了五次，其中最长的一次逗留了三周。他去过上海、北京、重庆、长沙和合肥，最令人意外的是，他还专程去了一趟延安。
正是行走在尘土飞扬的中国大街上，弗格森说：“我突然意识到，西方主宰世界的500年已接近尾声。”
这一观察，可以说是当今中生代西方精英阶层的某种共识，形成时间，就应该在2008年奥运会到2010年之间。
曾出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哈佛大学校长的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表达过与弗格森十分近似的历史性观点：
人们往回看这段历史，冷战的结束，在美国、欧洲发生的情况，以及伊斯兰世界的争斗，都只是第二等事件，第一等事件是，亚洲的崛起，中国的复兴。
“中美国”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概念，它蕴含着共生，同时意味着内在的紧张关系，它不仅是经济的，更是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2012年，尼尔·弗格森的《文明》一书在中国出版，他在序言中设问：“中美之间是否会像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时期那样再度交恶？”
这位在20多岁时总爱做“反历史假设”的历史学家说：“这点并非没有可能。”
每一个国家所悬挂的地图都不一样，无一例外的是，他们都把自己的土地设计在地球的中央位置，在更多的意义上，这是民族心理的需要。在历史学上，同样出现了这一景象。
本篇作者 | 吴晓波 | 当值编辑 | 张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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