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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道：百科知识日期：2023-05-15 14:30:56 浏览：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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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至1949的衰退

简单讲，19世纪中国衰退始于：

a)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走向腐朽与衰弱；

b）同时，英国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向强大，并且使得本国资产阶级殖民主义者显著的控制了中国的经济活动；

c)同时，在大量债务无法按时偿付的情况下财政与货币体系失灵，大量印钞导致币值与债券价值迅速崩溃；

d）大量国内起义与内战相继爆发。

当各种主要力量都开始相互导致衰退时，自1840年持续至1949年的猛烈的大周期衰退开始了。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绝大多数外籍人士相继离开中国（除了香港与台湾），同时一场在中国大陆的内战最终决定了国内财富与权力的最终分配。

这一长达100多年的大衰退——在中国亦被称为“耻辱的世纪”——是一个由许多典型问题相互交织、逐渐自我导致化衰退并最终导致大周期衰退的经典案例。

在这一经典的大周期衰退案例中，后续重新回归上升阶段来自新的领导人重新掌控局面，巩固权力，在继承先人成就后，开始构建新的后续发展所需的初始架构。

从更具体的角度看，在19世纪初，英属东印度公司和其他跨国商贩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从中国进口茶叶、丝绸和陶瓷销售回国。但是，英国当时并无法提供任何中国需要的商品，因此只能用全球的通用货币银元来进行贸易。英国人原有的银元储备快速耗尽，并最终导致他们开始尝试从印度向中国走私鸦片以换取用于同清朝进行官方贸易的银元。清朝政府很快开始阻止鸦片走私，并导致了1839-19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

在科技遥遥领先的英国海军面前，清朝军队溃败并被迫签订将当时中国主要贸易口岸（主要包括上海、广州和香港）交给英国和其他战胜国管辖的一系列条约，并最终导致清朝政府将北部一部分领土割让给沙俄，和现在被称作台湾的地区割让给日本。

清政府向西方列强大规模举债以用于镇压内部叛乱，最终带来了大量的欠款与赔款。特别是义和团运动（1901年中国人反抗西方列强的运动）为清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负债——约1.7万吨银元——需要清政府长达40年才能还清的债务。西方利用自身控制的口岸获取高额关税以保证清政府能偿还债务。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极度缺乏金融资源的同时，耗尽财政储蓄以镇压频频出现的国内动乱。

当1）清朝政府缺乏领导力，2）金融资源严重不足，3）频繁的国内动乱严重削弱生产力、减少人口、消耗金融资源，4）对抗外部入侵的西方列强再度消耗金融资源并减少劳动力，5）经历一些破坏性巨大的自然灾害等因素同时出现并相互强化时，“耻辱的世纪”由此产生。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段历史是如何塑造中国人的观念——例如，马列主义视资本主义为一种允许企业通过帝国主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体制（通过控制和压榨其他国家——正如英国和其他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满足资产阶级富人并压榨无产阶级劳动者。

毕竟，在过去的100多年里，这真实的发生在中国；而且1935-1940年的世界也正处在“富有的资本家”同“穷苦的劳动者”之间的激烈对抗中。

这种对于资本主义的看法同我个人的看法存在巨大差异，但二者都是正确的。

因为我身处的资本主义制度给予了我和绝大部分我了解的人，包括全世界的移民在内，巨大的机遇——美国是一个公平也充满机遇的地方，一个人可以学习、贡献并获得无限制的回报。

我成长于一个工薪阶层家庭，并且一直欣赏并钦佩那些一同拼搏进取、创造价值的人以及那些同员工一起奋斗来实现个人理想并最终造福社会的创业者们。

当我从个人视角和他人视角同时审视资本主义时，我意识到开放的思想和充分思考后产生的分歧是通往真理的必经之路。

这驱使我去了解马克思主义，并让我从哲学的角度更好的理解其拥护者。

进入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渴望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待马列主义，我意识到作为一个对经济学感兴趣的资本主义者，我需要更好地理解它。

这促使我更仔细地研究它，改变了我对它的看法。

如前所述，在我研究它之前，我假设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功能失调的资源分配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理论上“各尽所能，需求分配”，但由于缺乏创新和高效的激励机制，无法产生很多产出。我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我没有意识到马克思是一个杰出的人，他的思想值得我们更好地理解。

理解这种哲学很有吸引力的过程促使我更深入地研究马克思的著作。

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体系是关于进化是如何发生的。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辩证”是指对立的事物如何结合在一起并产生变化，“唯物主义”是指一切事物都有一种物质的（即物理的）存在，并与其他事物以一种机械的方式相互作用。马克思鄙视那些与现实没有联系的理论，那些不能产生好的变化的理论。

所以我想知道马克思，一个非常注重实践的人，认为哲学只能通过其产生的成功和失败来判断，用他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完善共产主义的运作方式。

简而言之，辩证唯物主义，即马克思的产生变化的体系，是一种观察事件演化，并通过观察和影响对立的矛盾来影响事件发展进程的方式。

矛盾促使了斗争，当矛盾被解决，进步就出现了。

马克思的意思是它适用于一切。

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冲突中所体现的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只是众多此类冲突中的一种。

到目前为止，这听起来对我来说是正确的——比如，1）矛盾/对立会产生斗争，而产生这些冲突、反思这些冲突并努力克服它们是一个进步的过程，并且2）“阶级”之间的斗争表现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冲突上。

你们可能还记得，我认为冲突产生斗争，冲突和斗争产生进步，我认为阶级之间的冲突是推动历史的三大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你会记得，研究历史之后我相信帝国兴衰背后的三股最强大的力量是1）货币/债务/资本市场周期，2）财富差距/机会/政治周期，和3）挑战现有力量的外部力量周期，这有点类似，不过我相信总共有17个重要因素。

无论如何，我不认为马克思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这两点是错误的。

用他的话说，或者我的，在1930 - 45年期间这些力量都在下降/冲突阶段的周期里，导致世界各地的革命和战争，以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大意识形态的冲突，从而形成了20世纪的格局。

马克思所指的这些力量是影响中国的重要事物。

正如往常一样，这些衰落的力量退出历史舞台，新的国内和世界秩序开始出现。

更具体地说，这场外部战争于1945年结束，随后世界新秩序的建立，外国军队离开了中国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然后，中国发生了内战，这场内战在1949年结束，并产生了一个新的国内秩序。

假设你身处1900- 1949年，想象自己读马克思的著作。你会有所感悟。

就中国人民的意识形态倾向而言，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和一些严格的法家思想都是这个混合体的一部分。

注意，所有这些都强调了解一个人在等级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位置的重要性，并以指定的方式扮演的角色，所以这种方式是根深蒂固的。

我将非常简要地概述1949年到现在发生的事情，然后深入研究中国从那时到现在的每一个不同阶段。

从1949年到现在的崛起

我们可以把中国从1949年到现在的演变看作是三个阶段：

1）1949年到1976年，2）从1978年直至2013年，3）从2013年到现在。

每一个阶段都使中国沿着长期发展的曲线前进，因此每一个阶段都取得了成就，随后的阶段都以此为基础。

简而言之，这些阶段沿这一曲线发生如下：

从1949年到1976年：

a）巩固了政权，b）建立了中国制度、治理和基础设施的基础，c）管理中国。这个阶段实行计划经济。

在1976年至1997年之前：

中国转向了一种更加集体的领导模式，对外开放，引进并发展了市场主义实践，在金融和其他方面变得更加强大，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没有威胁。

与美国建立共生关系在地缘政治上是有益的。在经济上，两国关系是共生的，因为美国从中国购买价格诱人的商品，而中国又把赚来的钱借给美国人用于购买这些商品。结果，美国获得了中国借给美国的以美元计价的债务，而中国获得了美国欠中国的以美元计价的资产。中国以基本稳健的方式悄然变得更富有、更强大。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加剧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在财富问题上的紧张关系，越来越多的人对流向中国的就业怨声载道，并且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债务扩张，包括中国。再加上中国的发展开始变得更具竞争性，两国关系开始发生改变。

2013年之后：

中国变得更富有、更强大，而中国本身也变得负债累累（尽管它的债务是国内债务）。加快经济改革，在积极改革经济的同时应对债务增长的挑战，支持领先技术建设和全球化，积极地缩小教育和财政条件方面的差距，保护环境和巩固政治控制。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变得更加明显，特别是在唐纳德·特朗普(一个主要靠吸引失业者而当选的民粹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当选总统，引致当前类似于日本和德国崛起挑战既有权力大国的1930年代。

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这些。

第一阶段：1949年至1976年基础建设

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谈及建立一个负责基本服务的政府的实际问题。新政府迅速修复了交通和通讯系统，并将银行系统收归国有，将其置于新的央行——中国人民银行之下。为了降低通货膨胀，新成立的中央银行收紧了信贷，稳定了货币的价值。

政府将大多数企业国有化，并将农业用地分配给耕种这些土地的人。它还创建了“教育、科学、技术和公共卫生”的“公共机构”。不管一个人是否工作，他都只能得到基本的报酬。没有基于业绩的薪酬。这些保障每个人基本收入和福利的措施被统称为“铁饭碗”。这些变化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经济，但除了用使命来激励员工积极性之外，其他激励非常少。

中国大陆摆脱外国人，并建立基本的治理制度。

1945年的世界新秩序将世界分成了两大意识形态阵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阵营——以及不偏袒任何一方的第三类国家。这些不结盟国家中有许多仍然是殖民地，多数是衰落的大英帝国的殖民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朝鲜半岛分裂，苏联影响北方，美国影响南方，按照三八线划分。美国与联合国一起，对朝鲜的入侵做出了回应，将其军队投入战斗，然后将战斗带到位于中国边境的朝鲜。中国不能让美国在自己的边界或领土上，所以中国必须战斗。与大多数国家一样，中国对边界上的敌人非常敏感。抗美援朝的胜利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从1949年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到1976年，中国经济增长相当不错，平均年增长率约为6%，平均年通货膨胀率在1-2%，获得了约4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因此，人民生活有所改善但仍然贫穷。1976年意义重大，中国面临第一次代际变革。

1978年，最重要的政策都可以用一个短语来概括:“改革开放”。

改革意味着“市场改革”，这意味着利用市场化来帮助资源分配，从而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而“开放”意味着与外部世界互动，以学习、改进和发展贸易。这使得中国开始把市场经济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并对外开放。

更大的“改革”和“开放”——将让中国的经济更强大，只要没有更强大的外国势力想要阻碍当时经济疲软的中国的发展，所以关键是要追求这些方向上获取利益。

1979年与美国建立了全面外交关系，这是改革开放战略是一致的。

当时的中国非常贫困——人均年收入不足200美元——所以中国需要发展。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达成这一目标需要接受一切事实，即“实事求是”。

我并没有看到两者之间的矛盾，而是由此认识到这两种看似对立的意识形态是通过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待的，比如，认为这两个相互冲突的对立面将很自然地走到一起，它们之间的矛盾和不断的对于矛盾的解决自然地使得二者之间的冲突得以解决，从而在漫长的发展道路上取得进步。

政府观念的连续性和合法性，在进行大的改革以使中国富强的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共存对中国来说显然是正确的。

改革政府的决策结构。领导团队遵循同样的基本路径，使中国更富裕，更强大的通过使经济更加市场化、增加中国的贸易和学习其他国家治理过程中的经验。

1984年，我第一次与中国直接接触。

从那以后，我的直接接触，以及我所接触到的事实，影响了我的观点。1984年，受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CITIC)的邀请，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向他们解释世界金融市场是如何运作的。这家公司是作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延伸而成立的。中信成立的目的是学习和试验如何应对外部世界和资本主义。

中国当时非常贫穷落后。但是我立刻明白它的人民聪明而且文明。在这方面，它不像我以前习惯的发展中国家那样，因为中国的落后是由于人们根本不了解或无法获得外界拥有的东西，并且是因为他们在一个消极的系统中工作。

例如，我送了10美元的计算器作为礼物送给人们，他们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设备。当时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职业或工作，他们工作得出色也得不到经济上的足够激励，所有企业（包括小餐馆)都是国营，没有财产（如房屋）的所有权，并且就最佳服务和产品而言，与世界没有任何联系。我很清楚，消除这一障碍只是刚刚开始，这自然会使得经济水平趋向一致，就像水会在没有约束时自然寻求相同的水平面。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正在发生的变化。

我记得我当时在中信的“巧克力大厦”十楼演讲，通过窗户指着两层胡同（贫困街区），并告诉我的听众，胡同不用多久就会消失，摩天大楼很快就会代替它们。他们不相信我，并告诉我：“您不了解中国”，我告诉他们，他们不知道开放带来的经济套利的力量。

我们过去40年所看到的高增长，其背后最大的力量就是开放。对外开放创造了巨大的机会，而中国人则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他们的表现甚至超越了我的最高期望。

在中国独特文化的影响下，他们通过制定和实施改革来做到这一点。这些改革解放了人民，让他们能去实现出色成果。全球化以及世界希望中国的加入也有很大帮助。

我当时经常听到的明确目标是“打破铁饭碗”，这是指不提供消极的保底就业和确定的保底福利，而是以更加激励性的补偿代替它们。

在具体管理上，决策人员仔细询问我很多细节，比如新加坡机场的运行方式（例如，乘客要等多久才能拿到托运行李）、新加坡如何取得了这样出众的成就、中国如何才能实现这样的结果。

中国继续开放并以惊人的速度变得更加市场经济。

多年来，我在中国向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以各种方式扮演了一个小角色。1989年，新中国建立第一个股票市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我看到许多人把中国金融市场建设成为世界最大的金融市场之一。通过这一切，我对中国人民，中国文化以及这些力量所带来的迅速进步有了更深的喜爱和尊重。

实际上，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与西方的关系和贸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可以说，全球化极大地帮助了中国。

全球化始于1995年，始于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直至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的2016年。中国于2001年加入。此后，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飞涨。

2001年，美国与80%的国家的贸易额超过了中国。

现在，在大约70%的国家中，中国是比美国更大的贸易伙伴。

在全球化的这段时期，中美之间发展了一种共生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中国向美国出售以极低成本生产的消费品，而中国借钱给美国来购买他们的消费品。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一笔“先买后付”的交易。

中国人喜欢它，因为他们通过持有美国借据以世界储备货币的形式积累了自己的储蓄，而美国人通过借钱来获得所有廉价的东西。

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中国人的平均收入仅为美国人的四十分之一，但他们却借钱给美国人购买消费品，因为富人比穷人拥有更好的借贷条件。

对我来说，这是令人震惊的，反映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愿意举债来为他们的过度消费融资，而中国人更重视储蓄。这也反映了新兴国家希望通过主要储备货币国家的债券/债务进行储蓄，从而导致新兴国家建立债务资产，导致储备货币国家过度负债。

同时，中国不得不应对他们放任其发展的内部债务危机。

1991年，债务和经济问题被称为“三角债务危机”。结合对中国环境的实际了解，采用了世界上的最佳做法（例如，使用“坏账银行”清算，出售和减少坏账）这个方式帮助清理了过去问题，得以用更好的状态重新开始，从而刺激了增长。

1995年，我带着11岁的儿子马特（Matt）来中国，上了一所当地学校（史家胡同小学）。

在1995-1996年间，这场危机的结果是，中国人再也不想再处于劣等的军事地位了，因此他们为在该地区作战的军事能力显着增强。

我指出这一点是为了传达

a）台湾与中国统一的重要性；

b）25年前的局势有多危险。

从1978年开始改革直到1997年，中国经济近20年的平均增长率为10％，经济规模增长了六倍多，平均通货膨胀率约为8％。中国的外汇储备从40亿美元增长到将近1500亿美元（经通胀调整为今天的美元，外汇储备增加了2500亿美元以上）。储备从1978年的年进口量的60％增长到1998年的进口量的125％以上（到那时，外汇储备几乎覆盖了外债的800％）。

1998年至2002年，必须解决“三角债务”问题（即国有银行因中央政府的隐性担保而向国有企业放贷），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中国进行了非常成功的债务和公司重组，以解决该问题，其中包括政府出售官僚经营和无利可图的国有企业，出口和外汇储备的建立，打击腐败，发展和改善市场以及市场功能。这些以及更多的市场和经济变化都是整个过程中重要的进化步骤。

我很幸运能与基层组织紧密地参与其中的一些工作，例如债务重组和资产出售——这让我有了一种紧密的接触和让我拥有现在的观点。

这个阶段是中国取得巨大进步的时期。

战后和平与繁荣时期通常如此，当国家领导权没有受到威胁并且新兴国家尚未构成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新兴国家（特指中国）可以从领先大国（特指美国）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因为它们以共生的方式工作，直到新兴大国变得强大到足以威胁领先大国为止。除了从学习中获益，他们还从相互交易中，以及以共生的方式利用资本市场从中获益，直到这种方式变得不利。

更具体地说，1978年至2008年是中国快速增长的时期，其原因是：

1）世界仍处于大循环的和平与繁荣阶段，在这个大循环中，全球化和资本主义被广泛接受为通往更美好世界的道路，即人们认为商品和服务应能以最节约成本的方式生产，有才华横溢的人才自由流动，不受其国籍影响，民族主义是坏的，全球机会均等和寻求利润的资本主义是好的。

2）同时，1978年之后，中国转变为运行良好的“市场”和开放政策。这使中国学到了很多东西，吸引了很多外国资本，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出口国和巨大的储蓄国。随着中国人了解并变得更有能力生产具有成本优势的商品，他们首先为世界提供了廉价商品，之后又为世界提供了高级商品，在此过程中，他们变得更加富裕。

其他新兴国家也这样做，世界的范围扩大了，最富国与最穷国之间的贫富差距缩小，因为最贫穷国家的增幅最大，而最富裕国家的增速放缓。

在此期间，该系统几乎使所有人获利了，特别是全球化主义精英们，而且即将到来的威胁并不明显。

在此期间，中国的力量几乎可以与美国媲美，它们共同创造了大多数新财富和新技术，而世界其他地区相对于这些先锋而言却倒退了。

从15世纪到20世纪，欧洲是全球最大强国的发源地，但欧洲变得相对脆弱，日本和俄罗斯成为第二大国。其他所有国家都是外围国家。印度等国家和一些新兴国家的条件改善了，尽管没有一个国家获得世界大国的地位。

第二阶段：2008年之后冲突的出现

与全球化的终结传统上，由债务增长所资助的繁荣时期会导致债务泡沫和巨大的贫富差距。

泡沫在2008年破灭（如1929年），因此世界经济萎缩，美国中产阶级和其他国家的其他人受到伤害（如1929-32年），利率被降至0％（如1931年），这还不够宽松，所以中央银行在2008年（如1934年）印制了大量货币并购买了许多金融资产，这带动了大多数国家的金融资产价格从2009年开始上涨（如1933-36年），那些拥有金融资产（“富人”）的人比“穷人”占有更多的利益，因此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例如1933-38年）。

就在这一时间，那些正在全球化中迷失的“穷人”，特别是那些看到自己的工作被移民所取代的人，开始与受益于全球化的精英们抗衡。

通常，在经济不景气时期与巨大的贫富差距相吻合的时候，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发展，一如1930年代。

那时，新兴大国向主要世界大国发起挑战的威胁开始变得更加明显，和平、繁荣和全球化的时代开始减弱，一国之内和一国之间的富人与穷人之间、新兴国家和世界主要大国的冲突时代开始了。

在此期间，中国人持有大量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尤其是美国政府机构贷款人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债务。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都没有让持有这笔债的中国人知道美国政府是否会背书。

2008年11月，在全球金融危机中，G20国家的领导人聚集在华盛顿特区，并同意通过积极刺激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共同刺激其经济，这些政策要求大幅增加政府债务并要求中央银行创造货币和信贷为其融资。

在2009-2012年期间，由于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措施被用来帮助中国和世界经济摆脱疲软，中国的债务增长明显快于经济增长。

第三阶段：2012年至今成为世界大国的阶段

2013年之后，制定计划的过程包括许多集思广益的会议，讨论哪些政策和计划最合适。

我很幸运地参加了其中的一些对话，他们就如何应对许多困难和敏感的情况进行了坦率的对话，包括如何应对腐败，过多的债务以及其他类似的事情。

这些决策者显然认为，必须进行经济改革（即，转向更多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包括减少对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的支持，减少对产生不良贷款的实体提供的保护），必须大力清除腐败，加强法治。

从那时起，我就仔细研究了他们的财务和经济状况，有关他们债务的过度增长，影子银行系统的发展和管理，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体系中的脆弱性，与美国的贸易争端，与美国的其他争端和合作，以及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其他事情。

研究了事物的工作方式（即因果关系），事物在整个历史中的工作方式，当前的工作方式，并讨论了妥善处理这些问题的原则。

您可能已经知道，我相信一切都像具有永恒和普遍因果关系的机器一样工作。

我发现，当我全面了解他们所面临的所有考虑因素时，我几乎总是会奉行他们所遵循的相同政策，因为这种情况的机制需要这些对策。

就经济和市场而言，中国积极奉行改革开放市场和经济，控制和管理债务增长，更灵活地管理货币，特别是在中国想要成为世界领导者的行业中支持企业家精神和市场导向的政策，建立由发达的监管机构制定的明智法规，在未来的技术和行业中建立其能力，扩大经济利益，从而将其扩展到发展相对缓慢的地区和人民那里，控制环境污染。

它完成了许多与这些目标一致的工作。

尽管如此，一些人是不这样认为，这是因为：

a）它们在其他措施收紧的同一时间出现，

b）国有企业改革的速度不及一些人的预期，

c）中小型企业的某些支持（例如信贷可用性）不如大型国有企业那样好（这更多地涉及到中小企业赚钱和获取贷款的挑战，以及政府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意图的减少），

d）中国不允许某些外国公司以与在中国的中国公司相同的条件开展业务，

e）与主要的储备货币国家相比，中国更多地协调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对经济进行调控以实现其目标。

但是，提出批评的最大原因是，大多数人不了解政策制定者的观点，也不了解影响其决策的各种情况以及他们如何权衡，这是最主要的批评原因。

多年来，我研究了中国的经济和金融问题，并与中国的主要经济政策制定者进行了多次讨论，从这个信息充足的角度来看，可以告诉你，如果换做是我的话，我几乎会做与他们完全相同的事情。

因此，我认为我能比大多数非中国观察者对中国人在经济和市场上的成就更满意的主要原因是，我很幸运能够有机会通过他们的眼光看待事物，并对关于经济和市场的运作机制进行讨论、达成共识。

然后，我们爆发了大流行病，经济衰退，大量印刷货币和信贷，并发生了各种类型的冲突（最明显的是出于种族动机的抗议和骚乱），我们现在就在这里。

当我们总结过去发生的事情时，值得快速回顾一下。

在过去的40年中，中国从孤立到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改革”的转变，对中国，美国和世界的经济产生了比其他任何事情都大的影响。

a）分别在中国和美国，b）在两国之间以及c）他们与世界其他地方之间发生的事情引起了世界上最大的变化。

更具体地说，由于中国开放和改革体制，向外国学习，获得外资和吸收资本主义技术，它学到了很多东西，高效的生产，出口和赚了很多钱，借来了很多投资,在全球范围内变得更加丰富和强大，彻底的改变了自己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在大多数年份中，这是在全球和平与繁荣的经典时期发生的，在那个时期，国家没有受到威胁，全球化与合作蓬勃发展。

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2008-10年左右，之后，随着典型的“大周期”的发展，美国和世界变得更加民族主义，对抗性和保护主义。

在过去的40年中，根据我的八种力量衡量标准，中国从最落后的国家之一过渡到了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最重要的是经济，技术，军事和地缘政治。

其政策的结果反映在下表中，该表仅显示了一些代表性统计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