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渐进式政策型开放实施40年后，中国有条件转向制度型开放。法治、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工具有利于建立透明、稳定和长期可预期的开放体制，重振外企投资发展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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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财经》记者 孙颖妮
编辑 | 王延春
2022年在疫情影响下，斯凯奇在中国市场的业绩相比其他国际市场有所下滑。但2023年初，这家总部位于美国的运动鞋和服装公司却释放了将在中国新开700家门店的信号。
春节期间，斯凯奇线下销售同比增长12%，客流量恢复至2022年春节同期水平。斯凯奇首席执行官陈伟利表示，刺激内需将是中国政府在2023年的一项主要举措，斯凯奇计划把在中国各地的门店数量从当前的3000家左右到2026年增至6000家。
近年来，斯凯奇加速布局中国市场。2022年7月，斯凯奇中国在上海虹桥商务区购入的全新中国总部大楼正式投入使用。8月，总投资约30亿元的斯凯奇中国物流中心一期及二期项目在江苏太仓奠基。
在陈伟利看来，二期项目的开建是斯凯奇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据悉，二期项目将满足斯凯奇在中国的线上和线下仓储及物流配送需求，提升物流中心货物处理的能力，为合作伙伴提供全方位的物流保障。
近年来，中国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对外资企业产生强大的吸引力。星巴克投资1.29亿美元在江苏昆山建造咖啡烘焙工厂；罗森计划增资2亿元投资中国市场；开市客中国内地的门店项目扩围⋯⋯消费力无疑是外商投资中国看重的“蛋糕”。
根据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2022年中国引资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实际使用外资1891.3亿美元，以人民币计首次突破1.2万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6.3%，引资规模依然保持在世界前列。
进入2023年，疫情防控措施优化，中国全力拼经济，部分外资在华市场的布局开始加码。
不可否认，过去三年，疫情反复、政策预期不稳也给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造成深度困扰，外企信心下降。加之全球产业链朝着本土化、区域化和多元化方向重构，部分外资企业陆续将生产链迁出中国。看到苗头，东南亚许多国家借机出台引资优惠政策，国际投资商面临的是走还是留的抉择。中国引进外资正面临新挑战。
不久前，位于北京的中国德国商会公布了2022年德企商业信心调查报告。报告显示，41%的德国企业预计利润将下降。本土化和多样化作为德国企业的应对措施，以降低由之前疫情和地缘政治环境变动所带来的风险。49%的德国企业认为，与其他市场相比中国的吸引力有所减弱。有51%的受访企业打算未来两年增加在中国的投资，与2021年的71%相比，下降了20个百分点。
“为什么在华德企商业信心降低？第一个原因是疫情，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商业发展环境；第二个原因是中美贸易摩擦等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第三个原因是中国经济和消费信心放缓。”中国德国商会华北及东北地区执行董事兼董事会成员晏思（Jens Hildebrandt）总结报告时说。
决策层意识到，在中国全力拼经济的2023年，外资企业的信心亟待提振。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此次会议对吸引和利用外资工作的部署力度前所未有。而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经济全盘中将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作为单独的一条强调尚属首次。
恒生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王丹告诉《财经》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出明显的引资信号，要重建投资者的信心。中国有待激活各方力量和资金，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
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陈春江指出，2023年将进一步促进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一是扩大市场准入。积极推动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放宽准入门槛，加大现代服务业开放力度；二是强化政策支持，实施好2022年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三是加大引资力度，推动引资来源地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四是优化投资环境，深入实施《外商投资法》，保障外资企业平等进入市场，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发挥外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的作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保障外商投资合法权益。”
不只是中央层面，地方层面也纷纷加码吸引外资。2022年底前，受疫情影响，中国招商团出海以及外资企业到中国实地考察都有诸多不便，这对各地吸引外资造成了一定影响。防疫政策优化后，浙江、江苏、广东、天津等多地代表团密集赴海外招商引资、洽谈生意，向诸多处于观望状态以及对在中国投资存有顾虑的企业解释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吸引外资的决心。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表示，“中国不缺钱，缺资本”，资本带来的不仅是中国税收、贸易进出口、就业的增长，更重要的是带来先进的理念、技术和现代化管理。
在国际新变局下，中国如何保住“世界工厂”的地位并让“世界工厂”沿着全球价值链产业链的中高端位置上移；如何更大力度地吸引外资、更高水平地利用外资、留住外资是一个亟待重新思考的课题。
2023年全国两会开幕，稳外资成为今年两会重要的议题之一。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张威认为，今年两会将在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放宽外资市场准入，吸引外资优化制造业投资布局，深入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推动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方面推出一些新的引资政策，稳定外商信心。
《财经》记者注意到，实际上，全国两会召开前夕，“稳外资”已经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焦点话题。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茂兴表示，加快国外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方面外资的进驻，有助于推动中国产业结构进一步转型升级。全国政协委员、德勤中国主席蒋颖将在今年两会中围绕增强外资信心、优化营商环境等话题建言献策。蒋颖表示，当前要想方设法增强外资对中国的信心。此外，当前外商投资的研发中心融入中国的创新体制不太容易。为此，她提出三个建议：一是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在执行中的一些细节；二是引导国外的研发中心更广地落地在国内各地区；三是出台更多专项政策，让外资研发中心更全面地融入到产学研的框架中，衔接中国的研发资源。
全球产业链重构给引资带来挑战
2022年1月12日，日本最大的相机制造企业佳能集团的佳能珠海有限公司的1000多名员工收到了通知，这家在珠海已有30多年历史、曾经员工过万的企业宣布关闭，生产线将移至日本国内。公告称，因近年来全球照相机市场急剧萎缩，及新冠肺炎病毒长期肆虐，公司面临空前困难。虽经公司及各位员工共同努力，依然未能扭转困局，总部经慎重研究，做出艰难决定，终止公司生产。上千名员工失业解散。
近日，日本另一家相机制造巨头索尼集团也将90%的中国生产线迁至泰国。此前，索尼从中国和泰国两个基地向全球出口，但今后中国工厂将仅生产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事实上，索尼生产线外迁早在2019年就已启动，位于北京的索尼中国智能手机工厂关闭，将生产线转移至泰国。
近年来，多家大型跨国公司将部分业务或生产链迁出中国，转向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地区（见表1）。
2021年，曾经一路参与并见证了中国风电行业飞速成长的西门子歌美飒，暂停了在中国的陆上风电机组销售，将亚太地区的重点转移到巴基斯坦、越南、日本、澳大利亚等市场。2019年，任天堂将部分Switch生产业务从中国转移到了东南亚地区。此外，苹果、三星、耐克、现代汽车、富士康等大型企业也将部分业务迁出中国。而巨头们的背后是上下游企业的跟随。
当前，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一些国家限制本国资本流入其他国家，使得中国引进外资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同时，东南亚地区为吸引外资，推出了很多投资优惠政策。中国引进外资工作受到了来自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双向挤压。
《财经》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成本不断刚性上涨，而东南亚国家在这方面的优势凸显。例如，2020年，中国制造业工人每月基本工资为531美元，孟加拉国、柬埔寨、越南、印度尼西亚则分别为115美元、222美元、250美元和360美元。2019年，中国东部工业用地价约为233美元/平方米，而越南北方25省市工业区平均土地出让价约为78.3美元/平方米/租期（见图1）。
除了劳动力、土地成本攀升，税负成本方面，东南亚国家企业所得税及增值税基础税率均低于中国。例如，中国企业所得税为25%，越南、柬埔寨为20%。此外，当地政府还出台针对制造业的各类税收优惠政策大力引资（见表2）。
近年来，美国等国家的投资保护主义政策也使得中国吸引外资面临的环境更加严峻。2022年，美国通过的“芯片法案”明确规定，520亿美元补贴本国半导体企业，但获得该法案补贴的半导体企业，在未来十年内，都不能在中国大陆新建或是扩建先进的半导体工厂。
近年来，在德国政界也存在着以绿党为代表希望德国与中国在经济上“脱钩”的声音，德国部分部门支持通过各种举措避免德国在贸易过程中对中国有所依赖。2022年，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表示，将讨论限制与中国做生意的德国公司的投资担保上限设为30亿欧元，以激励德企投资更加多元化，同时德国必须重新评估与中国的经济关系。
宋志洪在一家德国驻北京的贸易投资促进机构工作，他告诉《财经》记者，德国的这种论调和做法使得企业受到来自官方的压力很大，迫使企业不得不考虑“地缘政治风险”。此外，出于产业链安全的考虑，很多企业也开始采取多元化的投资策略。
宋志洪介绍，每年德国企业都会出国考察、访问，寻找海外合适的投资项目。过去，每年来中国的德企考察团非常多，机构每年都会有很多组织和接待工作。今年虽然中国疫情防控政策进行优化，但来中国考察的企业减少很多。
上述那份德企商业信心调查报告也显示，70%的企业正在采取措施降低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相关的风险。为了建立企业韧性，企业正将中国境内的运营和供应链本地化，在东南亚开展多样化，或者双管齐下。
近年来，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中国+1”策略受到广泛关注：为规避不可抗力和监管风险、节约人力成本，将上世纪90年代以来集中投资于中国的产业部分转移到周边经贸关联密切的新兴经济体，形成“中国+1”。
招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丁安华认为，“中国+1”策略正在成为外资供应链重组的主流方式之一。过去几年，外资垂直一体化的生产基地“+1”布局已经悄然展开，东南亚的越南、柬埔寨、泰国和印尼，南美的墨西哥，均成为“+1”的热土。
苹果和富士康就是典型的例子。2020年，苹果公司要求富士康把部分iPad和MacBook生产线从中国迁往越南，以防止集中化带来的风险。近年来，富士康不断加大在印度和东南亚国家的布局。2021年1月，富士康投资2.7亿美元在越南建厂获批，用于平板、笔记本电脑生产。2022年4月，富士康开始在印度生产iPhone13。
2012年，中国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488.7亿美元，占比为43.7%。到了2021年，制造业引资规模降为337.3亿美元，比2019年减少了4.6%，占比下降到19.4%。最新公布的2022年数据相比2021年有所好转，制造业引资规模为3237亿元人民币（约合471亿美元），占比为26.3%。
外资在中国制造业新增投资的减少也可以从规模以上外商工业企业数量的减少得到印证。数据显示，中国规模以上外商工业企业数目从2013年的5.8万家，下降至2022年7月的4.3万家，减少了26%（见图4）。
“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引资规模的回落在所难免。”上海中创产业创新研究院副院长芮晔平告诉《财经》记者，国际产业链转移是全球产业布局顺应区域比较优势变化的正常经济现象。由于中国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的成本升高，而东南亚国家的成本更低，部分外资自然倾向于成本更低的国家。事实上，不仅一些外资企业将部分生产链转移到东南亚国家，部分中国制造业企业也开始将一些生产链转移到东南亚。“全球产业转移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特性所决定的，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中国制造业外资回落在所难免。”
回顾历史，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全球范围内经历了四次较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外资企业是产业转移的直接推手。第一次产业转移发生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英国将产业技术向欧洲和美国转移。第二次产业转移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美国产业结构升级，集中发展汽车、化工资本密集型产业，将纺织、钢铁等传统产业转向联邦德国、日本。第三次产业转移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欧美日发达国家的企业向亚洲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由此催生了四小龙、四小虎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第四次产业转移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欧美日为代表的国际产业资本开始大规模向中国大陆地区转移。
当前，第五次产业转移正在进行，即全球产业从中国向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东南亚发展中国家转移。
虽然产业转移趋势不可阻挡，但制造业外资回落的风险必须警惕。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2022年3月的新闻发布会上曾表示，中国是制造大国，正在迈向制造强国，制造业引资规模下降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渤海证券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制造业的跨国迁移有其自身规律，但是面对这一趋势，应该主动作为，尽可能延缓产业外迁的步伐。
不仅如此，《财经》记者在佛山、东莞等珠三角地区调研民营企业时了解到，部分产业链的外迁影响的是产业链上的大批企业，一个大企业的外迁带走的可能是当地一大批配套企业。
珠三角部分品牌家电企业纷纷前往越南建厂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近年来，在珠三角制造成本日益增高的背景下，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正成为中国家电企业投资的热土。2007年时，美的就已经在越南首设工厂。近年来，海尔、格力、格兰仕、苏泊尔等家电企业也纷纷在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设生产基地，部分供应链随之迁去。
去年12月29日，位于佛山的万和电气（SZ002543）发布公告称，公司因业务发展和增加海外生产基地布局的需要，在对海外低成本地区充分调研评估的基础上，决定在泰国投资新建生产基地，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53亿元。万和电气一位相关负责人曾对《财经》记者表示，由于珠三角家电产业的部分产业链迁到了东南亚，企业也需要考虑到当地布局，否则很可能被排除在产业链之外了。随着第五轮产业转移的大潮，企业“走出去”已是必然。2022年，企业开始在埃及建设生产制造基地，这也是万和电气迈出海外实业投资的第一步。
部分外资向中国产业链高端布局
部分外资企业将生产链迁出中国，而另一部分外企正加码投资中国的高新产业。
2019年三星关停了最后一家位于广东惠州的中国工厂，将产能全面转移向越南、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另一方面，三星持续加码中国高端产业投资。截至2021年，三星累计在华投资超500亿美元，其中近五年的新增投资就达200多亿美元，八成集中在半导体、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等高新技术产业上。
在三星的投资布局中，西安半导体存储芯片项目是三星在中国重大尖端产业投资的核心项目。十一年前，三星西安半导体存储芯片项目落户陕西，一期项目以100亿美元的投资额，保持西部地区引进的中国电子信息行业最大外商投资高新技术项目。
从2014年8月始，中国第一家外资汽车动力电池生产基地——三星SDI环新汽车动力电池项目在西安高新区开工建设。四年后，三星在天津投建全球领先的MLCC（多层陶瓷电容器）工厂，并在第二年，追加80亿美元投资建设半导体项目二期工程⋯⋯《财经》记者梳理的信息显示，当前三星在中国已经完成了由劳动密集型组装加工产业向半导体、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等高端制造产业的转型升级，深度参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升级发展。
据了解，三星落户西安后，迅速引发“磁场效应”，一批国内外配套企业纷纷布局设厂，一个从研发、设计、制造到封装、测试及系统应用的千亿级产业群开始在西安聚集。
据了解，近日日本松下计划在2023年6月，将电饭煲生产线移至中国杭州。另据第一财经报道，2022年至2024年三年时间，松下将投入超过500亿日元，在中国新建或扩建十座以上家电及空调设备工厂。此次投资被认为是2000年以来松下对中国家电及家居设备业务实施的最大规模投资。
松下电器中国东北亚公司事业开发中心相关负责人李涂向《财经》记者表示，即使松下有某种产品型号的生产线迁回日本，也是基于企业发展战略和产业链调整的正常现象。相反，松下正在加快在华投资的步伐，在苏州、无锡等多地新建很多工厂。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消费市场的升级，松下认为在中国激烈竞争的市场中不断提升企业的能力才能在全球市场中具备更强的竞争力。“不只是在中国市场中获得收益，还要通过这个市场磨炼自身。”
采访的多位跨国企业负责人均表示，作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最齐全的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目前还难以替代。
芮晔平向《财经》记者表示，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诸多外资企业顺应中国市场和产业结构变化调整在华投资布局，在华投资逐步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生产环节转变。外商对华投资的结构正在不断优化，中国引进外资呈现出“传统制造业降、高技术产业升、生产性服务业升”的特征（见图5）。
商务部公布的数据也可以佐证，近年来，中国高技术产业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呈现快速增长态势。2022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28.3%，占全国36.1%，较2021年提升7.1个百分点，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信息服务分别增长56.8%、35%和21.3%。
卓然是德国EFS汽车企业咨询公司的中国业务经理。他告诉《财经》记者，虽然在德国也经常听到叫嚣德国与中国经济脱钩的声音，但不光要看对方说了什么，还要看对方做了什么。卓然观察到的则是当前德企正在加速对中国汽车、机械等领域的布局，相关投资有增无减。
去年6月23日，宝马集团在沈阳的第三座整车工厂华晨宝马里达（Lydia）工厂正式投产。该项目总投资达150亿元，项目的落成标志着自2010年以来华晨宝马对沈阳生产基地约830亿元投资落地，而中国沈阳成为宝马集团全球最重要的生产基地。
里达工厂的投产也是宝马集团加快电动化转型的重要一步。2023年，宝马集团在中国的纯电动产品将增至13款。全新的BMW iFACTORY里达工厂能够根据市场需求随时转向100%的电动车生产。
德国宝马集团董事长奥利弗·齐普策曾表示，如果某项技术在中国市场形成规模，就能在全世界规模化应用。
无独有偶。今年初，另一家德国车企——全球规模领先的汽车技术供应商博世集团，在苏州举行博世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及自动驾驶研发制造基地项目签约仪式。新基地项目总投资超10亿美元，将主要围绕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以及高阶智能驾驶解决方案在内的多项自动驾驶核心技术进行研发和生产。
卓然表示，德国企业对中国的投资中重工业占了很大比例，重工业对当地产业链供应链的配套能力要求很高，而中国的产业链配套能力领先，其优势是其他国家不可替代的，这也正是特斯拉选择在中国建厂的重要原因。
2023年3月2日，在苏州太仓港国际集装箱码头等待装船出口的汽车。图/视觉中国
更为重要的是，外资企业不愿意放弃中国巨大的市场。
广东核芯投资有限公司是一家美商独资企业，由美国核芯控股集团（Gencore Holdings, LLC）全资拥有，是美国AHG集团在华设立的项目投资及孵化平台。近年来，公司凭借总公司的全球投资网络，引入海外资本和高新科技项目落地中国市场，加码对中国的投资。该公司投资总监王岳峰（Jack Wong）告诉《财经》记者，公司加码投资中国就是因为看中了中国市场这块巨大的蛋糕。公司主要投资于高科技产业项目，当前中国科技产业迅速发展，对风险投资来说是巨大的机遇。
事实上，不只是在中国产业链高端环节加快投资，一些企业也开始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
2021年10月25日，特斯拉上海研发创新中心和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数据中心均落成。2022年12月，雅诗兰黛中国创新研发中心揭幕，这是雅诗兰黛集团在全球首家集研究、配方、包装和工程等于一体的综合性研发中心。2022年8月，全球领先的消费品包装企业安姆科的亚太研发中心正式落户江苏省江阴市，一期投资超1000万美元。2022年4月，荷兰企业飞利浦集团在大湾区的首个创新中心落户深圳，这是飞利浦在中国设立的第三个研发中心。
中国产业转型升级需外资助推
改革开放以来，数以万计的外资企业对中国工业化进程推进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当前，随着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也亟待外资参与。
1月12日，法国企业施耐德电气关键电源创新实验室在上海正式启动运营，该实验室拥有全球屈指可数的兆瓦级认证测试平台，将全面支持并推进施耐德电气关键电源、储能等产品系统的全球研发战略，助力数据中心产业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告诉《财经》记者，“当前中国需要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外因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深入，全球产业正在加快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加大吸引外资可以助力中国数字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的提升。从内因看，中国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中面临很多难点、堵点，需要发挥外资的带动作用。此外，中国在市场竞争规则、劳动力市场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制度层面存在不足，外资可以倒逼制度改革。
在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制造业是转型升级的重中之重，当前，中国在吸引制造业外资方面正加快布局。
去年10月25日，国家发改委联合其他部门共同发布《关于以制造业为重点促进外资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的若干政策措施》（下称《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5条重大举措，以更好发挥利用外资在促进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更深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作用。
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副研究员谢琳灿看来，《若干政策措施》着力引导外资企业参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外资制造优势，推动中国经济更加深度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虽拥有了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完善的配套能力，形成了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但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仍存在堵点。在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领域，一大批来自世界500强企业的标志性项目在中国落地建设，有利于助推国内制造业升级迭代。
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外部科技封锁以及疫情冲击凸显了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的重要性。高凌云告诉《财经》记者，外资对中国提升供应链产业链韧性和现代化水平有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在引导外资参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建设方面也正做诸多努力。2023年1月1日，《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2年版）》（下称《鼓励目录》）正式实施。
记者注意到，《鼓励目录》继续将先进制造业作为鼓励外商投资的重点方向，在医药制造、半导体、新材料、计算机与通信、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技术密集型行业均新增或扩充了产业条目。本次修订不仅涉及技术研发及终端产品，还关注了原材料、关键零部件领域，并在这两个领域扩充了条目。
显然，鼓励外商投资进入元器件、零部件、装备制造等领域，有利于补齐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短板，更好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王岳峰告诉《财经》记者，当前公司正加强新材料项目在中国的布局。一方面，中国当前出台了各项政策推进新材料产业的发展，对于外资企业来说有着巨大的机遇。另一方面，中国在新材料技术研发和产业链上还有诸多不足，外资的布局对中国新材料产业链的完善也会起到一定作用。
2023年2月9日，江苏宿迁泗洪经济开发区的一家台资电子元器件企业内，工人在赶制出口订单。图/视觉中国
除了高新技术领域，服务业也是中国的弱项。
当前中国服务业市场化和全球化不足，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力比较弱。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扩大服务业开放也作了重要部署，提出“要扩大市场准入，加大现代服务业领域开放力度”。
高凌云表示，当前服务业引资结构存在的问题是商用服务业占比高，而金融、教育、医疗等生产性服务业占比低，这一结构需要改善。未来，医疗健康、养老、教育、文化旅游将是服务业扩大开放的重点。例如，教育领域的职业技能培训对外资来说有很大的投资空间。
《财经》记者梳理的信息显示，在养老、医养健康服务等领域，不少外资企业正在全国各地落户布局。美国的魅力花园、日本日医学馆、法国欧葆庭、荷兰博组客以及澳大利亚联实集团等，它们主攻养老机构运营服务，主营社区居家，提供咨询培训，为中国市场带来更多元的养老服务和产品。
据AgeLifePro统计，截至2020年12月31日，已有至少11个国家和地区的40家公司进军中国养老市场，遍布17个省份，已建成44个项目。
王丹告诉《财经》记者，中国仍然存在利用外资的巨大空间。除了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中国当前正聚焦“双碳”目标加快绿色转型发展，诸多外资企业密切关注和布局这一新赛道，与之相关的新能源、绿色环保等产业链上有巨大的引资空间。
松下就是瞄准中国绿色低碳市场的一员。李涂告诉《财经》记者，松下未来的全球发展战略聚焦绿色节能、低碳环保领域，在双碳目标下，中国正大力发展绿色环保产业，未来松下与中国在这些领域有巨大的合作空间。
外资最看重政策的稳定性
疫情三年，对外企在华投资信心造成一定影响，诸多外企对投资中国还处于观望、犹疑、顾虑的状态。为了稳住外资，开年以来，各地推出系列引外资举措。广东提出，构建大招商工作格局，统筹推进内外资一体化全产业链招商，落实“制造业投资10条”“稳外资12条”和新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谋划引进一批新的百亿元级、百亿美元级大项目。海南提出，更大力度“走出去”“请进来”，实施国际大招商行动，引进落地一批外资标志性项目。
福建、浙江、上海、湖北、陕西、山东、江苏、辽宁、重庆、四川、安徽等地也都出实招，加大引外资步伐。
中国吸引外资既有机遇也有挑战。面对全球产业链重构和东南亚国家更加激烈的竞争，中国唯有在吸引外资上提供更优的营商环境。
《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更大力度吸引外资需要营商环境的继续改善和更大力度的制度开放，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打造有利于推动高水平开放的制度体系。
王丹告诉《财经》记者，在外商投资领域还存在一些制度性堵点，在内外资企业平等对待和公平竞争方面还需完善，在法律体系、监管体系、政策透明度方面还有很多不足。
上述那份2022年德企商业信心调查报告显示，64%的德国企业认为，本土企业在市场准入方面普遍获得更多、更容易得到优惠待遇（见图6、图7）。
“德企需要一个更加透明和清晰的法律框架”。去年底，中国德国商会华北及东北地区执行董事兼董事会成员晏思（Jens Hildebrandt）就恢复德企商业信心的问题向中国提出建言时表示，中国需要为在华的德国企业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对于即将出台的公共采购法，要求公平公正地对待中国和德国企业。
《财经》记者在与多家外资企业的交流中发现，谈到对营商环境的建议，企业一致提到了对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的期待，相比于税收、土地、补贴等各类优惠政策，企业对政策的确定性最为关切。“政策的不确定性是企业最大的风险。”
芮晔平也向《财经》记者表示，在前不久的调研中发现，当前税收等优惠政策并不是外资企业最关心的问题，企业当下最关心的是能够有稳定的发展预期。
李涂向《财经》记者表示，对于外资企业来说最大的担心就是政策的不稳定性，希望中国在这方面能够有所改进。卓然也表示，希望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再提升一些，“太多的不确定性会打乱公司的经营节奏”。王岳峰则认为，企业和政府需进一步增强契约精神，保障外资企业利益的稳定、持续的发展，给企业更多的安全感。
高凌云表示，政策的不确定性较大一直是中国做得不够好的一面。建议政策的调整出台应加强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的沟通、协调，完善市场主体参与宏观经济政策的机制，避免产生合成谬误。政策制定要充分听取企业意见，了解各类市场主体诉求，健全政策的市场反馈机制。
瑞信证券（中国）董事长胡知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此前“双减”政策引发的中概股波动，显示出加强政策沟通协调与预期引导的重要性。政策出台前，有关部门可广泛展开相关意见征求工作，增强监管政策的前瞻性、透明度和代表性；政策出台后，权威部门可及时进行政策解读，合理引导市场预期，有助于提高整体预期管理水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长江小涓在2022年12月的《财经》年会上表示，制度型开放最大的特点是透明、稳定和可预期，这对增强国内外市场主体在中国市场长期发展的信心是很重要的。
过去40多年中国属于政策型开放，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在国内产业竞争力弱和市场经济体制不够完善的情况下，渐进式的开放不会对国内带来突然冲击，但是不断变化的政策，也给国内外投资者带来长期预期的不稳定。当前，中国有条件转向制度型开放。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工具最大的特点是建立透明、稳定和可预期的开放体制，对加强国内外市场主体在中国市场长期发展的信心尤为重要。
2月16日第4期《求是》杂志上，发表国家主席习近平2022年12月15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重大问题》。
文章指出，要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纵观全球，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把吸引和利用外资作为重大国策，招商引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一是扩大市场准入。二是全面优化营商环境。三是有针对性做好外资企业服务工作。
近期，中国吸引外资新政频出。多部门研究出台《关于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设立研发中心的若干措施》（下称《措施》），提出鼓励金融机构为外资研发中心开展科技创新等16条政策举措，进一步加大对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力度。
科技部成果与区域司副司长吴家喜介绍，在我国，一大批外资研发中心快速成长，特别是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呈现了加速聚集的态势。“外资研发中心既是外资企业快速进入我国市场、深度参与我国研发创新活动的有效通道，又是国内企业嵌入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接口。”此次发布的《措施》聚焦支持开展科技创新、提高研发便利度、鼓励引进海外人才、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四个方面，为外资研发中心营造更好发展环境。
陈春江表示：“在政策制定调研过程中，外资研发中心提出了一些共性的发展诉求，比如提高外籍人员工作便利度、获得金融支持、有更多机会参与政府项目、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等等。围绕着这些共性诉求，《措施》提出允许以团队为单位申请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许可，给予告知承诺、容缺受理等便利；推动海外人才跨境资金收付便利化；鼓励金融机构为外资研发中心科技创新、从事基础和前沿研究提供金融支持。”
引进外资的制度改革正在提速。受疫情等因素的影响，当前外资处于信心低迷、安全感较低的焦灼状态。随着外资新政陆续推出，增强外资信心和预期将成为各级政府部门的重头戏。
（应受访人要求，宋志洪为化名）
